《左传》中战争的叙述要素分析

作者：程仁君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7年第06期

摘 要：《左传》在叙述战争时，有重点地选择了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成败的原因、战争的场面、作者的战争思想这些要素进行叙述，将战争叙述得生动细致，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关键词：左传 战争 叙述要素

春秋时期，大小国家林立，战争非常频繁，《左传》记载了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有380多起，“侵六十，伐二百十有三，战二十三、围四十、入二十七……”[1]当时的许多著名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无论大小战斗，都通过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表现出来，有的写得生动细致，有的写得简洁明快，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有重点地选择了一些战争的要素进行叙述，不仅把战争叙述得详细生动，又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战争思想，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叙述战争时选择的叙述内容主要集中在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取胜的原因、战争的场景这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的叙述中又隐含了作者的战争思想。 一、隐含的战争思想

《左传》的叙事，以春秋为经，以史事为纬，兼载言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其对于战争的叙写，也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冷静的写作，体现出一个史学家应有的态度。春秋时期，战争是社会历史的选择，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都在《左传》作者笔下得到客观的陈述，作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正义性便旗帜鲜明地对战争的发动表示肯定，也没有站出来对有些非正义性的战争表示否定。这种客观冷静的叙述表现出作者对历史进程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

朱熹说：“《左传》是史家，史学家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2]，他强调了《左传》忠于历史事实、冷静叙述的特点，但《左传》并不是象朱熹所说的“于道理上便差”，虽然书中没有长篇大论地讲道理，但是于叙述之中表明的思想用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左传》在叙述战争的时候，也在隐晦地表明自己的战争观，传达着儒家的战争思想。首先，《左传》隐晦地表达了儒家表辩证的战争观，即既肯定战争的作用，又否定滥用战争。如书中记录的子罕的言论：“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之后，作者以“君子曰”的形式发表评论，“‘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对这样肯定战争的言论表示赞同。这种肯定战争的思想与孔子的战争思想是一致的，孔子曾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强调“足兵”的重要性，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就发动

了一些战争，如僖公四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对于管仲，孔子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既肯定了管仲的作用，也就肯定了其发动的战争。《左传》并不是一味的支持战争，对于有些战争它是持否定态度的，“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作者通过这些言论说明了秦晋殽之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其次，《左传》还宣扬了一个主要的战争思想：反对杀戮，倡礼尚义。

宣公十二年，楚子败晋师於邲，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众、丰财者也。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左传》通过楚庄王的言行昭示着武力是用来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战争是追求和平的手段，而如果把大规模的杀戮所带来的晋军的尸首拿来炫耀就与用武的初衷相悖。战争中，面对战败而逃战车陷在坑里的晋军，楚军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很友好地帮他们逃出去，《左传》对这些细节地详细叙述，使人的善良的本性得到体现，和谐共处的愿望得到彰显，反对杀戮，提倡仁义的思想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左传》战争的叙述中作者还经常宣扬儒家尚礼的思想。在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虽然兵败负伤，成为军事上的笑谈，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尚礼的贵族遗风。齐晋鞌之战中，晋韩厥追上齐侯的战车，“执挚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表现对君主应有的礼节。卻克知道逢丑父甘代其君受俘而释之，礼义风范得到彰显。

二、战争发生的原因

《左传》叙写战争，强调前因后果，即使是很简略的一次战争，《左传》也努力写出战争的原因，如，“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左传》的这个写作特点，一者是因为春秋的文字简练，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书中只有一句话，使人读后不得要领，犹如一篇文章只有标题没有具体内容，这就需要作者以推其详。二者是叙事的需要，很多事件错综复杂，前后勾连，交待前因后果就能够将复杂的战争写得清楚明白，让人知其所以然。其三是与史家写史的用意有关。书写历史，都有以史为鉴的思想，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叙述，引起读者对战争的正义性的思考，树立起战争的评判标准。

正如鲁迅曾说，春秋无义战，纵观《左传》中的这些大小战斗，其发动原因主要是以下两个：其一是大国为扩张势力或称霸而发动的战争。这是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国家林立造成区域间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正是久分必合的必然结果。桓公六年，楚国兴起后，向汉水以东扩张势力，而随国地处汉水以东，恰好阻碍了楚国继续发展，楚国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开局面，文中借斗伯比之言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吾不得志于汉东也”，于是就有后面的楚武王侵随的战争。再如僖公四年，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称霸

诸侯，南讨楚国，面对楚军，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借口堂而皇之，真正的原因就是想成为霸主。

其二是国家、个人为报复而发动的战争。儒家思想提倡“以直报怨，以德報德”的处世态度，主张复仇的正义性，认为复仇是道义的表现。如，遇父母之仇，要“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左传》中为报复而发动的战争非常多，如鲁庄公曾支持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齐君之位，“公伐齐，纳子纠”，齐桓公为报复，在庄公十年发动长勺之战。再如晋献公死后，晋国内乱，秦穆公扶植惠公回国即位，晋惠公背信弃义，“是以穆姬怨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与。”“秦饥，晋闭之籴”，秦国因为这三点原因而进行报复，于是发生了僖公十五年秦晋之间的韩之战。复仇之战最典型的莫过于吴越之间的战争，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军败吴军于槜李，阖庐“还，卒于陉”。吴王夫差于哀公元年兴兵复仇，在夫椒大败越军，顺势攻破越都，夫差接受了越国请和的要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休养生息，最终复仇攻吴，一举灭亡了吴国。 三、战争成败的原因

《左传》叙述战争过程中除了重视发生战争的原因，同时也特别强调战争成败的原因。作者经常使用很多笔墨来突出战争成败的原因，这种写法与儒家的战争思想分不开。如前文所说，《左传》对战争的看法是客观的，不因为战争的暴力而否定战争，它认识到战争是一种客观存在，要重视战争和战争成败的原因，因此《左传》在叙述这些战争时，无论是记言还是叙事，始终把战争胜负的原因作为一个重点内容来叙述。

纵观《左传》叙述的战争胜负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点：首先是重视战术的运用。“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儒家思想里强调做任何事情要临事而惧，要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对于战争中作战的双方，要想取胜，就要事先制定好战术。在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中，鲁庄公采用了曹刿的战术，等齐军三鼓之后才擂鼓出击，一战而胜，《左传》通过记录曹刿的语言来说明依靠战术取胜的原因：“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三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又如僖公二十二年宋楚之战，宋襄公重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后“宋师败绩”，《左传》通过司马和宋襄公的对话揭示作战失败的原因，后文又通过子鱼的话来揭示宋襄公战术的失误。“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其次，为政者要勤政为国，增强自身力量，取信神民。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也是儒家治国的重要观点。对外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前提条件是国内安定，政权稳固，当权者团结，百姓支持，神灵保佑，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国内团结安定是战无不胜的先决力量。因此，《左传》在叙述战争时，多次强调当权者要勤政为国，取信于神民。如，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随国的贤臣季梁劝随侯修明政治，抚民敬神：

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再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借随武子之口，强调楚国这次战斗的必胜因素，“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楚国内政修明，百姓和顺，以之为战，必然取胜，从而揭示了胜利的决定因素。又如秦晋殽之战后，《左传》记载：

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

又如，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这里“得岁”的事实在今看来是史墨的阴阳鬼神之说，但从侧面说明了吴国不得天佑，不得民拥的事实，为其吴国后来的失败埋下伏笔。其三，要运用外交手段。春秋时期，国家林立，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次战争，不仅会给交战双方带来直接的后果，也会给周边国家带来间接的影响，因此，战争中利用外交手段，缔结同盟寻求外来帮助也是顺应时代的选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大国借助同盟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小国借助同盟可以维持国家的存在。《左传》在叙述战争时，也突出表现外交手段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僖公三十年，晋国与秦国结盟，两大强国联手围郑，郑国岌岌可危，郑文公派老臣烛之武夜入秦军，见秦穆公，分析利害，剖白得失。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厭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焉取之？

这次战争，秦晋结盟，看似力量强大，郑国绝无生理，但郑国利用外交手段，离析了秦晋的结盟关系，使秦国主动撤军，这次战斗完全是郑国外交手段上的胜利。 四、战争的场面

《左传》中，很多战争场面被描述得十分生动，显示了很高的叙事水平。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艺术手法非常灵活，有对整个战争作面上的叙述，有对战争中某个人物作点上的叙述，有对战争场面作详细描述，有一笔带过。作者使用什么手法去写战争场面，都始终与自己要表现的思想意图相适应。《左传》在叙述周桓王伐郑的战争场面时，为了强调战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重点叙述了战争之前的战术准备：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祭、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

而对战争的进行和结果一笔带过，“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著名的曹刿论战也是这样，对于战争的进行和结果仅用“齐师败绩”“遂逐齐师”八字来表达，而花了很多笔墨叙述了鲁庄公和曹刿的关于如何运用战术的对话和战斗的安排。在秦晋彭衙之战中，《左传》没有对战争作面上的描述，而是着力描述了勇士狼瞫的行动，“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赞扬狼瞫勇士精神的意图十分明显，表现了儒家“勇者不惧”“杀身以成仁”的思想。 注释：

[1]纪昀：《四库全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宋]黄士毅校注：《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梦生.左传今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程仁君 湖北黄冈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43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