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共对话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的创新对策

Towards Public Dialogue：Innovative Solutions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Luo Xiangying Du Zhitao（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2488）Abstract：In history，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heoretical models：central broadcasting model，deficit model and dialogue model. Now，China has entered the Post-epidemic era.This paper selects the dialogue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source，and explores innova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s media，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scientific community.

Key words：Dialogue model；Post-epidemic era；Science communication；Countermeasures

2020年年初，我国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当前疫情发展已进入后疫情时代，疫情防控逐渐走向常态化。疫情防控知识的普及、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离不开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传播对提升公民的理性认知和科学精神、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从科学传播的视角入手，在对话模型视域下，探究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的创新对策。一、范式演变：从宣传到对话

历史上我国科学传播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从科学共同体、媒体等面向普通公众的单向传播，转变为多元主体之间进行平等对话与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重大突发事件中知识传播对社会共识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VYJ014。

作者简介：罗湘莹，女，1995年生，硕士，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科技传播。杜智涛，男，1977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科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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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协商的双向传播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由“公众理解科学”逐渐走向“公众参与科学”。对于科学传播范式的演变，学界以不同的名称进行总结。学者刘华杰将我国的科学传播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种理论模型：传统科普、中心广播模型；公众理解科学、欠缺模型（也叫缺失模型）；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对话模型（也称民主模型）[1]。这三种模型各自代表不同的立场，分别反映了国家立场、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第一阶段的传统科普时代，科学主要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以自上而下、单向灌输式的传播模式为主。这一阶段的科学观渗透着强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的神圣性、权威性，忽略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复杂性、风险性、伦理性与不确定性。第二阶段以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的发布为标志，这一阶段的典型模型是“欠缺模型”。“欠缺模型”预设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知识鸿沟。公众相对于科学家而言，是欠缺科学知识、缺乏科学素养的愚昧无知者，是需要被教育和科普的对象。相较于传统科普时代，“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强调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科学传播由强势的命令和灌输转变为温和的教育与公关，为公众争取了更多的知情权和有限的话语权。但此时的科学传播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地位依然不平等，公众依然是被普及的客体，而非平等对话的主体。同时，在弱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影响下，这一阶段将科学研究的过程简单化、绝对化了。第三个阶段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以2000年英国上院《科学与社会》的发布为标志，典型理论模型是“对话模型”。在“对话模型”视域下，公众逐渐进入了科学议题的对话场域，成为科学对话与公共决策的参与主体，其主体性得到了尊重与肯定。对话模型强调民主对话与公共协商，重拾公共领域的内涵与价值。对话模型摒弃了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从科学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来反思科学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影响。该模型认为科学是社会的产物，科学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科技传播与服务

且密不可分的。科学发展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它不仅事关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利益，同时还应该置身于更为宏大的社会语境中接受来自社会的考察与质询。在“有反思的科学传播”阶段，公众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公众开始有意识地反思科学与个人生活、公共福祉、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传播转变为政府、科学共同体、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协商和让步中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从宣传到对话的范式演变，科学传播走向了多元主体与多元立场的共生。笔者在“对话模型”视域下考察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旨在通过对话与协商，促进更大范围内科学知识的流动和社会共识的达成。二、促进信息公开，创造对话前提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做好后疫情时代的科学传播，信息公开是第一位的。信息公开是开展科学对话的前提。新闻媒体应发挥环境监测的基本职能，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公开信息，减少谣言的滋生，创造良性、互信的协商氛围和对话前提。根据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等人于1947年总结的谣言传播公式“R=I×A”，即“谣言=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可以看出，谣言的传播与事件的模糊性有着巨大关联。根据这一公式，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以有效降低事件的模糊性，从而减少谣言的传播机会。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备事务主任西尔维·布里安德博士（Sylvie Briand）在2020年2月4日向媒体表示，要警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虚假信息引发危险的社交媒体的“信息疫情”（infodemic）[2]。媒体的瞒报和失语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诱发公众的恐慌情绪和焦虑心理，加深社会的信任危机，带来次生舆情灾害，给“信息疫情”的暴发提供了土壤。此外，民众在恐慌情绪的驱动下，容易催生群体极化和群氓行动，曲解国家抗疫政策和指导方针，引发社会动荡并威胁社会稳定，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同样，在2020年疫情期间的极术云调查数据也反 2020年第11期 科技智囊65 科技传播与服务映了这一现象。2020年1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新媒报告（The Pubil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中提出，体传播研究中心通过《新京报》发布了《信息公开与“理解风险（Visks）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本性，谣言传播：有关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谣言分析报告》，通过极术云调查数据分析了网民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情况、对疫情的了解程度和谣言传播情况，结果发现，网民了解的疫情信息越多，就越能提高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谣言感知，同时越不相信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谣言。[3]因此，新闻媒体应在第一时间发布真实信息，引导舆论走向，弥合受众的信任缺口，维护社会稳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财新传媒第一时间派出多名记者深入一线进行报道，采访了多名权威专家和核心人物，在疫情暴发初期便向全国民众发出预警，此后不断刊发多篇有影响力的新闻稿件，持续对疫情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全景式呈现和记录式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后简称“央视”）《新闻1+1》主持人白岩松对话钟南山、李兰娟、冯子健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权威解读疫情进展。央视新闻还通过客户端、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多平台联动推出15小时不间断直播《共同战“疫”》，直击抗疫一线，实时报道疫情信息，安定民心，彰显主流媒体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担当。三、传播对话理念，增强对话理性

科学传播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科学思想文化的传播。在科学对话过程中，需要融入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文化，使之成为各主体共同秉持的对话理念、认可并共享的对话语法，以增强对话理性。学者刘华杰在《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中提出“二阶科学传播”，认为，一阶科学传播指的是对科学事实、科学进展、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而二阶科学传播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与补充，指对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等[4]。科学思想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块是对科学不确定性的理解。英国皇家学会在1985年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66科技智囊 2020年第11期

都是理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5]。每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众总是期待科学能给出毋庸置疑的、完备的、确定的答案。在近代以来流行的科学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忽略了科学研究过程的不确定性，认为科学是神圣且绝对正确的。但实际的科学研究并没有那么简单，科学研究是对不确定性的排除，并且不断趋近于确定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对话模型”修正了传统科普的简单化、绝对化、模式化思维，在“对话模型”视域下，科学研究存在着风险与不确定性，其过程是复杂、曲折、蜿蜒前进的。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复杂性，理解科学的不确定性是科学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闻媒体应对科学进行祛魅，增强公众对科学研究不确定性的理解，摒弃对科学的理想化预设、解构科学主义，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反思。2020年1月31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官方媒体相继发声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此时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对于当时处在紧张、焦虑情绪煎熬中的公众而言，这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消息又得到了央媒的盖章认证，信息来源可靠。报道一出，该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公众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下，在线下药店连夜排队疯抢双黄连口服液。线上销售渠道的药品也瞬间被抢购一空，甚至连双黄莲蓉月饼都脱销了。对于公众而言，由于对科学不确定性的不了解，其并不清楚“抑制”“治疗”等词的具体差异，在科学结果绝对正确的心理预设下，做出了一系列的非理性行为。因此，媒体在普及科学知识、传递科学成果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科学有关的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增加公众对科学研究过程与科学方法的了解，培育民众的科学精神与批判性思维，促进科学素养的提升。四、鼓励共同参与，构建对话平台

理想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需要理性的程序安排，确保参与科学的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在一个“共有”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互动。[6]社交媒体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使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等主体拥有了公共对话的场域。通过多种形式的对话进行立场碰撞、观点交汇与意见对冲，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最终起到协调各对话主体之间意见偏差的效用。以微博为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丁香医生”“科普中国”“中国疾控中心”等许多医疗、科普意见领袖在微博上进行持续不断的辟谣，发布了大量的疫情解读疫情和防控相关措施的视频。与此同时，许多在网上流传的争议性信息并不全是谣言，其中包含了大量未被证实的真实情况及预警信息。政府、医疗卫生领域的意见领袖、媒体、普通网民等对话主体共同参与到健康议题的设置中，构建信息传播的修正机制。使鱼龙混杂的信息在社交平台的传播和流通中，经过相互对冲、碰撞、印证、拓展与补充，不断地接近事实真相。部分信息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重视，起到了重要的预警作用。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发展，社交媒体的信息纠偏也将顺延疫情期间的状态，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此外，不能以公众原有知识储备与科学共同体之间存在认知鸿沟为由拒绝展开对话。科学是社会的产物，它密切影响着个人生活、公共福祉和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科学必须接受来自社会的反思与质询，通过社交媒体的公共对话，可以增进公众对科学过程的理解，表达自身诉求。在对话过程中，多元对话主体缔结成为“参与的共同体”，共同建构科学叙事和知识传播的社会语境，并共同参与了科学叙事的集体书写。使科学知识走出象牙塔，在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实现知识的交融与重塑，也正是这一过程使得科学传播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界面。此外，由于公众是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旁观者，其所持的视角和价值观不受国家立场、共同体内部利益与预设立场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贡献了独特的外行视角价值。[7]五、培养沟通能力，提升对话技巧

科学家是科学传播中的重要主体，是科学传播链的“第一发球员”。因此，加强科学家对科学传播的主动参与具有重大意义。此次疫情期间，钟南山、李科技传播与服务

兰娟、张伯礼等著名院士、高级别医学专家齐聚武汉，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辟谣言论和对疫情相关问题的解答，对疫情进展和如何防疫进行了解释，其言论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公信力和阐释力，在特殊时期起到了安定民心、消除公众疑虑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后疫情时代，科学家应顺应全球科学知识民主化的浪潮，积极传递科学知识、主动参与科学议题的公共对话，加快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与普及，帮助公众提高科学素养，促进公民科学意识的萌芽和觉醒。传统科普时代带有强烈的“魔弹论”色彩，将科学传播的过程、公众的社会属性和群体归属关系过度简化。在“对话模型”视域下，公众的主体性得到了尊重，公众并非愚昧无知的乌合之众和被动接受的客体。正如美国哲学家阿德勒所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创造物。在出生时人就具有了一系列潜在可能性，他通过自己形成的习惯，自由选择地发展了那些潜在可能并成为他自己塑造成的那种人”[8]。首先科学传播不能忽视公众的能动性。此外，作为多元的异质群体，公众会基于自身的知识背景、情感体验与价值偏向，形成不同的认知框架来认识和理解科学。这个过程中涉及复杂的个体差异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因此，在对话模型下做好科学传播，应增强科学家对公众的理解，努力回应公众的认知和关切，避免将公众看作是一个无差异整体，根据不同的群体属性，进行有差异的分众化传播。其次，科学家应转变传播思维，培养沟通能力、提升对话技巧。自疫情暴发以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以扎实的医学知识、过硬的专业本领，以及接地气、朴素平实、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赢得了网民的一致称赞，可见沟通能力对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同时，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家应转变“传者中心”的思维范式，抛弃所拥有知识的量差带来的优越感，意识到科学传播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尊重公众的主体性，与公众进行平等对话，从而促进科学知识在真实社会情境中的流动，在公共对话中实现价值碰撞与视域融合。最后，科学家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追求学术 2020年第11期 科技智囊67 科技传播与服务真理，科学研究的过程不能忽视社会风险和科技伦理，坚守道德底线，摒弃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促进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总书记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科学家应牢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代表科学共同体立场，同时还应肩负历史责任，为公众和社会代言，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展现时代担当。参考文献：

[1]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2009（02）：10-18.

[2]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 国际社会需要向中国展示团结[EB/OL].(2020-02-15)[2020-10-：

05].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rdzt/gjzzrcfw/dtxx/202002/t20200206_358162.html.[3] 北师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如何识别公共卫生事件下的谣言[EB/OL].（2020-02-03）[2020-09-13].http：//

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2/03/683683.html.

[4] 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02（10）：15-20.[5] 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6] 王大鹏，钟琦，贾鹤鹏.科学传播：从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由崔永元卢大儒转基因辩论引发的思考[J].

新闻记者，2015（06）：8-15.

[7] 孙文彬.科学传播的新模式[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3.[8]   马尔蒂莫·丁·阿德勒.哲学的误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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