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和系统回答，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作用。
在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特别是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并不相同，十月革命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取得胜利的，而作为中国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力量过分强大，中国革命的任务特别艰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唯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转向井冈山，是开辟这条道路的开始，此后也因我们党内“左”的错误的影响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但经毛泽东阐明和探索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历经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的检验，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的思想，与武装斗争一起，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奉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其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深刻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与同盟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强调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毛泽东的这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与建设，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3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以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致开幕词时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政治条件。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思想。随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方针的确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毛泽东开始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力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突破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定性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且针对着这个主要矛盾确立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八大提出和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为党和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在关于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上，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文化的繁荣，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处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等。他又在南京、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强调：“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此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也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上，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上，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尽管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却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等的失误。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初步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强调：“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但“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行。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和回答是一个艰辛的历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二十世纪初叶，当中华民族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欺凌和黑暗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危难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以远见卓识的深邃目光和大无畏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浑气魄，勇敢地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他们在茫茫迷雾中艰难地探寻着中国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社会的开创之路，为在黑暗中漂泊的革命航船拨开迷雾，点燃了明亮的航标灯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高瞻远瞩的科学设想：“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对于人类社会这样美好的前景，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去实现呢？
一种方法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为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进行过顽强不屈的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但中华民族仍然饱受着苦难深重的灾难。
另一种方法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出一条充满生机、无限光明的希望大道。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民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独立自主，前赴后继，历经磨难，开创和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我国社会变革是从一个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现成答案，只能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实践不断摸索前进。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俄国，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同志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深刻分析了现实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地位，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早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初步构想了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1940年1月，他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详尽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进程须分两步走的科学内涵，明确指出了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更加完整，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更加清晰。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又进一步提出并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方针政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他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更深一步的理论探求，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实现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战略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来源。
1957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主张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同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前提。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结论，是为贫穷落后国家更快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提供的指导思想和正确途径。也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和发展，使得中国得以跨越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底新在哪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何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科学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形势，准确划分了整个历史时代，鲜明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正确指明了国家革命的前途和方向，进而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的战略思想：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此划分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二是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相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准备；三是不同性质的革命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时间，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四是反帝反封建需要发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第一步是建立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中国。第二步是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终极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此宏伟的壮举，正如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提出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式。将旧中国建立为什么样的国家，共产党人一直在苦苦追索，直到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之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鲜明的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既不同于西方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有别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由此，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形式，描绘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前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践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发挥各民主党派、团体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创造了良好条件。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设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施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当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鲜明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理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和理论保证，使中国沿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康庄之路不断前进。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同志一以贯之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在经济上完全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致使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虽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二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它们之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改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立足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化发展落后的状态。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等，而这些正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
由此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这一理论是独创性的、影响深远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丰富经验，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是他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探索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建立了新中国，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来源和思想保证，这对于我们当今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加快建成小康社会，大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