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新内涵

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新内涵

作者：肖本华

来源：《商业时代》2012年第17期

内容摘要：回顾2000年至今的我国货币政策，“稳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间仅2008年为“从紧”、2009-2010年为“适度宽松”，其余9年均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在吸收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应该是：从2011年的中性偏紧转为中性偏松，但应该是稳中带松，以稳为主，全面宽松与定向宽松相结合，以定向宽松为主。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 中性偏松 定向宽松

问题的提出

在201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于2012年货币财政政策的定调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回顾2000年至今的我国货币政策，“稳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间仅2008年为“从紧”、2009-2010年为“适度宽松”，其余9年均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从紧”和“宽松”的方向性明确相比，“稳健”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政策用语，可能是真正的中性政策，如2005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是中性偏紧，如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是中性偏松，如2003年我国的货币政策。

关于2012年我国稳健货币政策内涵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2012年将是我国“财政政策有为，货币政策无为”的一年，因此货币政策总体是中性的；一些学者认为2012年我国通货膨胀反弹的压力较大，因此还没到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还有些学者认为在保增长已成为我国2012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应由从紧转向宽松。

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对于2012年，笔者认为可能本年的经济复杂程度会超过2010年。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是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的严重挑战。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笔者认为2012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应根据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进行微调和预调，应该由中性偏紧转向中性偏松，但应该是稳中带松，以稳为主，定向宽松与全面宽松相结合，以定向宽松为主。 201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是保增长

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当前世界经济情势日趋恶化，联合国最近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不排除出现“二次衰退”情况。在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近来我国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通胀下行和经济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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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11年7月6.5%的高峰大幅回落至11月的4.2%。出口增速逐月下降，至2011年11月已降至10%，贸易顺差亦大幅缩减。2011年12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环比回落1.4个百分点，自2009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的“枯荣线”以内。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创下32个月来新低，降至47.7%。11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增速从10月份的同比13.2%下降至12.4%；11月份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0月份的同比24.9%放缓至24.5%。2011年第3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9.1%，较二季度大幅滑落0.4个百分点。一些机构认为，2011年经济增长率虽可“保九”，但2012年势将面临“保八”甚至“保七”的艰辛挑战。野村证券就认为，2012年下半年之前中国经济将明显减速，预期一季度实际GDP增速下降至同比7.5%，2012年经济全年增长7.9%。

经济放缓虽然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经济放缓幅度如果过大可能会影响后续发展、改革的各项政策基础。在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为2012年经济工作定调。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通胀，调结构，保增长”变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稳增长”被提到首位。同时强调“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表明在通胀下行、经济增长放缓预期加强、全球各国均开始关注增长的趋势下，政策重心已经明确从“控通胀”向“稳增长”转移。

由偏紧转向偏松以适应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

服务于“稳增长”这一经济工作重心， 2012年我国货币政策就应该从中性偏紧政策及时转向中性偏松政策。这不是说要通过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有下行的趋势时，应及时放松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衰退，因为等到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时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为时已晚。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理论和近年来国内外货币政策实践都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效应是相对稳定的，实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对称的，即货币供应量与产出是线性关系。直到大萧条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事实才使学者们开始感到，只有紧缩性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同时流动性陷阱隐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回升。弗里德曼将货币政策比喻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一样”。他所指的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时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

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讲，效果是不大明显的，如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在2009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是建立在由适度宽松实际转变为过度宽松的基础上，而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假如2008年下半年，我国货币政策能及时从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可能也不需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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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天量信贷。因此，当前在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基本明朗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滞后效应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应吸取历史教训，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及时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预调，从中性偏紧转向中性偏松。 实现稳增长与控物价的统一

虽然明确2012年货币政策应由从紧转向宽松，但这种宽松绝不是2009年和2010年的“适度宽松”，更不是2009年实质上的“过度宽松”，而是稳中带松，以稳为主。之所以在2012年货币政策中要强调稳中带松，以稳为主，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吸取2009年的教训，提高中长期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2008年11月份开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决策者最初的估计，2009年的信贷总量应该在5万亿多一点，然而结果却是2009年前6个月的信贷总量就超过了7万亿，全年的实际信贷总量超过了11万亿（统计口径是9.5万亿，还有2万多亿在银行表外账户）。“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 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下，2009年的GDP增长率最终达到了9%。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通胀、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影响中国中长期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加剧。 2012年，我国将迎来各级政府换届年，在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和商业银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使货币政策滑向“过度宽松”的危险仍然存在。因此，吸取2009年的教训，在2012年我国货币政策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控制宽松的力度，稳中带松，以稳为主。

（二） 通货膨胀反弹的压力仍继续存在

虽然2011月CPI已创14月来新低，但是对于2012年来说，我国通货膨胀反弹压力仍然较大，本文认为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2009年和2010年投放的天量贷款其滞后效应还未完全消失；二是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可能有较多的流动性流向商品和劳务市场，从而推高商品和劳务价格；三是美欧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将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输入型通胀的可能性继续存在。对于2012年我国CPI上涨率，一些专家学者估计仍将介于4%至5%，所以，在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通胀”被确定为明年经济的第二要务，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仍然不能大幅放松。 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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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9年和2010年的全面宽松不同，2012年的中性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全面宽松和定向宽松相结合，以定向宽松为主，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相统一。

2011年上半年在我国中小企业出现钱荒的背景下，我国开始采取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提高银行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和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等。2011年11月底，中国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则标志着货币政策开始从“定向宽松”开始走向“全面宽松”。对于2012年的货币政策，笔者以为，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有必要适度采取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从协调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出发，还是应该以定向宽松为主。

2009年全面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使中国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如过度依赖房地产，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国进民退和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等。在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把“调结构”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第三要务。

2012年要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统一，就必须实行以定向宽松为主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只要严格执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从历史来看，简单地放松银根，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钱荒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新增信贷9.5万亿，2010年新增信贷7.9万亿，资金异常充裕，但中小企业投资的增速在2009年6月份之后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中小企业“钱荒”。这足以说明，中小企业 “钱荒”的主导原因并不是宏观层面流动性是否紧缺的总量问题，而是流动性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中国存在体制内金融与体制外金融两个分裂的市场，简单的全面宽松只会导致历史上这一幕重演。

第二，简单地全面放松有可能导致房地产调控功亏一篑。2011年下半年我国楼市调控初步取得成效，但这主要依赖于限购和限贷等行政手段。在负利率环境之下，假如大力推行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的资金供应量出现明显增加，将有可能大幅刺激房地产的需求，再次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加大我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参考文献：

1.曹永琴，李泽样.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形成机理的理论述评.经济学家，2007.4 2.肖本华.基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研究.商业时代，2010.28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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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本华（1970-），湖北大冶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