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颠覆百年语言学定论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颠覆百年语言学定论

作者：卞清波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0期

前些年，网上报道说，台北故宫搞了一次清代皇帝朱批“知道了”的展览，还推出了一款“朕知道了”胶带，卖得很火。大家在赞赏清朝历代皇帝书法之美的同时，还惊讶地发现：“原来皇帝也说大白话？”随便翻翻网页，也可以经常看到“古人说什么话”“古人说话也是之乎者吗”之类的问题，说明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发展历史是十分关心的。

那么，古人究竟说什么话？近百年来的语言学家告诉我们：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古人说的就是“之乎者也”满篇的“文言”，以后才慢慢变成白话的。只要翻开大学古代汉语教科书以及中学语文课本，都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其中以王力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文言文在上古是与口语一致的”（《中国文法学初探》）“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常用文言虚字》）。至于其他语言学家，也都是相同的观点。可以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解放后的语言学界，包括海内外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以及与语言学关系密切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众口一词，绝无例外。

但近日出版的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上述结论提出严重质疑。从书名上就可看出，作者否定古代文言是汉语口语的权威观点。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分析推理，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古代文言中的虚词只是文人写文章用的“非口语成分”，用来表示语气、停顿及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文言虚词只表现在书面语中，在古人的口语中并不存在。该书作者认为，古代汉语有两套表达系统，一是全民口语，二是文人的书面语，二者载体不同，既有联系，又有相当大的区别。文言书面语是由口语成分加上非口语的文言虚词构成的，构成比例不同，就形成了文言、半文半白以及白话的不同语体。

一、“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是一个假命题

关于古代书面语是否与口语一致，本来并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因为古人对这个问题很清楚，文人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深切体会。比如王充在《论衡》中就抨击了当时“文语与俗不通”的现象，主张“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说明汉代书面语与口语是有相当距离的。再如唐初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史官“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复古行为，说明当时的书面语与时代口语也不一致。清人阮元也认为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差距盖由二端，其中之一是由于书写的困难，“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笔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也说：“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按照鲁迅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古代书面语与口语关系的认识虽无定论，但“一致论”已经露头。而这个观点的出现是与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西学东渐的兴起直接有关的，是套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方语言理论的结果，并没经过任何实证的过程。不幸的是，这个未经证明的假命题成为后世汉语研究的基本前提。既然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书面语与口语是一致的，书面语是口语的忠实记录，所以语言研究者顺理成章地将书面语当成口语研究，把书面语中的词汇、语法当成古代老百姓口语中的词汇、语法。当代有关汉语史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词汇、语法研究的一系列结论，都是这么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大前提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种种研究结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通过考察从先秦到明清的文言与白话书面语，收集了大量例证，经过深入的对比分析，认为“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不可能是古人口语。比如在先秦文言书面语中，语气词的运用十分混乱，矛盾百出。同为孔子所出，《论语》中的“之乎者也”满篇，而《春秋》却一个语气词也没有，而且其他虚词也极少。同是疑问语气，《左传》多用“乎”，《梁传》几乎全用“也”，《公羊传》却基本上什么语气词也不用。二人对话，问者与答者可以用同一个语气词。甚至在同一句话里，“也”既可表达疑问语气，同时又可表达肯定语气。显然，这些矛盾现象在口语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否则，口语的交流就无法进行。对这样的语言现象，笃信“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语言学家，要么避开不谈，要么争论不休，甚至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解释。比如《左传·隐公二年》：“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一句话中，问和答两种相反的语气，都用“也”来表示。这就好比两个人对话，张三问：“你吃饭了吗？”李四答：“我吃饭了吗。”张三又问，“你把钱带来了吧？”李四又答，“我没把钱带来吧。”这样的“语言奇观”，能出现在古人的口语中吗？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不难回答。然而，语言学家不加辨析，居然得出古代语气词“多功能”的结论。有的语言学家甚至总结说，“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不同的语气。……同一语气可用几个语气词”（吕叔湘语），而且说这正是汉语的特点。

二、古代有大量虚词非口语的论述

事实上，从先秦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间，从未有人说过“之乎者也”是口语；与之相反，有关“辞”（文言虚词）非口语的论述却代不乏人。《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对这些论述加以深入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文言虚词的非口语性质。早在《墨子》一书中，就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论述，明确反映了文言书面语是由“名”（“字”）与“辞”两部分构成的，并区分了二者在书面语中的不同功能。所谓“名”是指口语词汇，“辞”则是指的文言虚词，文言书面语就是口语词汇加上非口语的“之乎者也”组成的。对于“辞”的性质，汉许慎《说文解字》为之下了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义：“词（‘辞’），意内而言外也。”意思是说，“辞”在书面语中是表意的，但它并不是“言”。汉王充云：“言出于口，文立于策”“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故“言”即口语，“言外”即口语之外，也就是非口语。其后刘勰谓“辞”为“在句之外”的“外字”，南唐人徐锴释许慎“言外”为“在言之外”，同样说虚词不是口语。明清之际的李渔说“千古好文章只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意思也很明白：好文章就是在口语（说话）的基础上加入“者也之乎”这些虚词。清人袁仁林表达得更明确，他说“焉哉乎也”等语气词“非言”，在各地方言口语中都不存在，但用这几个字在书面语中能概括不同方言中的各种语气。显然，袁仁林的“非言”与许慎说的“言外”意思相同，都是说的非口语。《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还注意到，古人对书面语与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口语的区别认识得十分清楚，有关对“辞”的相关论述，都是在谈论文章写法时才出现的，他们的著述皆称“文心”“文则”“文铎”“文筌”等，说明虚词的运用都是写文章的法则，而不是口语的法则。但现代语言学家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居然把古人的“文法”当成“语法”，将非口语的文言虚词当成古人口语，所以出现“古人说之乎者也”之类的错误结论也就不奇怪了。 对句末“辞”的“言外”性质，不但古代语言学有明确论述，古代文学家也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诗歌的分类上有明确反映。刘勰《文心雕龙》论诗中的虚词，凡句末的“兮”字，他都称为“句外”或“外字”。也就是“兮”不是“言”，并非句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论五言诗的起源时，《文心雕龙·明诗》云：“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把《沧浪歌》看作完整的五言诗。《沧浪歌》原文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明明只有二、四句为五言，一、三句是六言，刘勰何以要将其视作五言呢？原因正在于一、三句中的“兮”字只是一个标志符号，其本身并不是一个音节，虽然从字面上看是六个字，其实口语中是五言，“兮”字不是“言”。清人顾炎武将“胡瞻尔庭有县襒兮”当成八言，就招来赵翼的严正指责：“然‘兮’字尚是语助，非诗中字也，此外亦不经见。”他认为顾炎武把“兮”当成“言”是不对的。“诗言志”，应该是由口语组成的。“兮”只是非口语的“辞”，而并非口语的“字”。刘勰还把《元首之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作为三言之始，原因也是歌中的“哉”只是一个书面语符号，与“兮”的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在书面语中是四个字，口语中则是三言。后人引用《元首之歌》，也多把“哉”字略去，盖因“哉”字本非歌中所有，删之无关宏旨。此二句分别是“喜、起、熙”“明、良、康”押韵，“哉”为“辞”，不是韵脚。 三、文言虚词的产生

非口语的文言虚词是如何产生的，在书面语中的功能是什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认为，文言虚词的产生与运用，是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按照通常的语言学观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其目的是克服语言的时空局限，是人类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左传》“言以足志，文以成言”，王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刘勰“发口为言，属翰为笔”，孔颖达“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都是说的志（意）、言、文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汉字能真实记录汉语吗？回答是否定的。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汉语汉字而言，口语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音节，可以用一个汉字来表现。如口语中的“tā”可以写成“他”，“xiě”写成“写”，“zì”写成“字”。但当“tā”“xi씓zì”这三个音节组成一个句子并写在纸上后，书面语中的“他写字”是否就与口语中“tāxiězì”意思相同呢？不一定。何以不一定？因为口语中的这三个音节串联一起后是有一定语气的，既可是肯定的语气“他写字。”也可以是疑问的语气“他写字？”表达的意思正相反。其中疑问语气又包括两种，一种是重音在“他”上，意为“他写字？———不是她写字吗？”第二种是重音在“写字”上，意为“他写字？———他不是在画画吗？”在口语中，听话的人可以清晰分辨这几种语气，不会造成理解的错误。也就是说，口语中的“他写字”三个字，通过不同的语气声调高低、徐疾的调节，可以表达至少四种意思。但转化为文字后，书面语中的“他写字”这句话却没有区分，意思是不确定的。要区分肯定与疑问两种语气，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就要分别加上句号和问号。更重要的是，不仅是“他写字”如此，任何一句汉语都是如此。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例子虽很简单，但它说明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汉语书面语无法真实地“记录”口语。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时代，可以说汉语的任何一句话，记录到书面语中，都会产生歧义，都无法准确表达出口语原来的意思。孔子有“书不尽言”之叹，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古人的奇思妙想是从口语词汇中假借来一批“字”，充当各种语气的提示符号，附着在书面语每句话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语气，又表示字与字、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有的还能起到断句的作用。这种具有多重功能的符号，古人称作“辞”。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辞”最早出现于何时，但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辞”的身影。春秋战国是“辞”的繁荣时期，作为“书同文”政策的组成部分，为了适应书面语发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达更深刻，情感的表达更细致，“辞”大量产生，运用也趋于成熟，最后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精准的书面语表达系统，此即“文言”。“辞”进入书面语，使其表达方式与口语产生了重大区别，也就是书面语比口语多了很多东西，所谓“言文分离”因此而产生。口语的表达用公式可以表示为“名（言）+语气=意”。在书面语中，口语中的概念“名”变为“字”，语气则由“辞”来表示，公式就变为“字+‘辞’（词）=意”。正因为文言是由“字”（或“名”“文”）与“辞”两大块构成的，所以古人说到书面语时，总是要将这两部分相提并论，所谓“书之重，辞之复”“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正其名，当其辞”的说法，以及“文辞”“言辞”“语辞”等构词方式，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书面语中的“辞”，充当了口语中语气的替代物，或说是提示符号。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质疑长期以来被“神化”了的某些西方语言学理论，用中国固有文献和“土”办法，还原了“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的本来面目，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生动注脚，也是学界的一种现实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