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育、农民经济理性与农村经济发展
2023-06-11
来源:小奈知识网
第25卷第6期2010年11月审计与经济研究JOURNALOFAUDIT&ECONOMICSV01.25,No.6Nov.,2010市场发育、农民经济理性与农村经济发展吴言林1,程丽丽2(1.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江苏南京210029)[摘要】早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突出表现为农民对市场价格机制与政府政策的敏感回应,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但是随后的农村经济发展则陷入了困境。从农民经济理性与市场发育的角度进行研究后发现,滞后的农村经济体制特别是独立产权制度和保护产权完整的法律安排缺失,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中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的增加,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效率损失。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应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保护农民独立产权,加强法制建设,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关键词]农村经济;市场发育;农民经济理性;交易费用;组织费用[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io)06一0099—06一、引言在原因是什么?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学术界与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均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定理。但是,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前提,就如中国市场经济并非是所有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约束条件。农民是否有经济理性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命题,它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市场发育相关,与市场本质的独立产权、保护产权以及独立的法律安排相关,同时也与文化传统及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秩序相关联,而这些则形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制约条件。研究现实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问题,要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行为主体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从农村部分引入市场机制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引入了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理论,把市场化的小农家庭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希望通过市场的刺激、利润的调节来发展农村经济。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曾经提出:恢复市场化的家庭农场所带来农村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改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引爆动力…。这种经济观点的内在基础就是农民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农民是一个完全的利润导向主义者,他们可以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但是,随后的农村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决策者的希望进展,农村经济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又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幢】。为什么在经济改革的前期农村经济发展迅速,而到改革后期农村经济发展却陷入了困境,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为什么在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却没有明显的起色,其内及制约行为主体行为的制度因素出发去发观问题、解决问题。本文在回顾有关农民是否经济理性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市场经济内在构成要素出发分析市场[收稿日期】2010—02-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JL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基金项目(08JJD790120)[作者简介】吴言林(198l一)。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程丽丽(1974一),女,吉林公主岭人,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讲师,从事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99・万方数据经济的本质,回答农民经济理性是什么的问题。本文从这两个主要的基点来研究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试图为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支撑点。二、相关理论回顾传统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经济人行为的研究,是基于经济决策中的效用最大化(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假设。其约束条件是人类可以完全支配的货币资源。在约束条件下得到的效用最大化就是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决策,而效用最大化、货币约束则是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基础。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只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成立,理性经济人假设亦成立,两者之间满足传递性的要求。从这种理论观点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显而易见的一个推论就是农民的经济理性是成立的。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他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农民行为表现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理性行为。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进行的创新行为。对于农户以及农民而言,重要的是为其提供“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川。舒尔茨从理论的假设上认定农民的理性人、经济人地位,提供了基于这种假设的现代农业的解决方案。与舒尔茨的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分析相对应的是恰亚诺夫的非理性经济人行为分析。恰亚诺夫认为,在国民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农民行为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所有者,农民的生产和消费依赖于本身的劳动力而不依赖于市场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农民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农民在自我雇佣的情况下难以核算工资与收益,他的投入与产出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也无法衡量其单位生产的成本与效益。农民对最优化的追求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在满足消费需要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一个平衡H1。这种对农民经济行为进行逻辑分析的结论是,农村经济市场化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周期不是商品化,而是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对农民是否经济理性探讨的这两种主要观点在理论分析上是对立的。针对中国农村经济存在的矛盾现象,黄宗智的解释是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他认为,由于人口压力以及商品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民的市场化行为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通过商品化迂回生产来解决人口的就业压力。黄宗智在其两本主要学术代表作中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中国农民家庭通常比依靠雇佣劳动的经营农场容忍更低的边际报酬,使用雇工的家庭农场能够把劳动力调节到最佳水平,但是中国传统的小农家庭则无法这样做,其必须在拥有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1。黄宗智的观点表明,在中国传统农业家庭中农民的经济理性行为受到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传统农民家庭对农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让位于劳动力就业目标。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描述就是就业目标优于利润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恰亚诺夫的论断相符合。费孝通曾对小农家庭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农业或者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险,土地按照一定规则传递,农民一代又一代从先辈们手中获得土地;农民对土地的寄托不但有经济因素而且包含了更多的情感因素。对于农民而言,渗入农业和土地的文化传统、尊严、情感是难以割舍和替代的。他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对苏南丝织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主导产业由传统种植业向现代工业(纺织业)的转变以及江南农村专业化分工的描述,充分说明了传统文化以及人IZl压力是影响农民经济理性行为的旧。。按照舒尔茨的农民理性经济人行为理论,农民参与纺织行业的专业分工、进城务工等行为是受到利润的驱动,因为按照经济学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劳动力理性经济行为的反应应该是农民向城市流动、务工收入替代农业收入。但是,在现实中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仅仅是家庭小农经济的补充而非替代,即使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农业收入,也依然改变不了它的补充角色。对于此种情景,黄宗智将其概括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拐杖逻辑”【5】。从这种拐杖逻辑的分析可以发现。副业和农业以外的收入并没有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收入微薄的农民家庭虽然依靠副业和农业增加了收入,但其对家庭农场更加依赖,因为非农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农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贝克尔在他的两本主要经济学著作中极其详细地分析了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刮。他认为,经济分析是由经济人、市场均衡以及偏好稳定这三种假定有机构成的。经济人追求最大效用,而效用的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效用最大化动机的基础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效用最大化过程是人的基本偏・100・万方数据好的满足。基本偏好决定了偏好类型。偏好类型的基本稳定并不因人、因时而异;偏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资源,而资源的分配过程则通过市场进行;这些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构成了人类以及家庭行为的基本分析基础。家庭在贝克尔的分析中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生产单位,其生产健康、尊严等特殊产品。家庭生产投入要素既有购自市场的商品和劳务,也有时间和环境因素;生产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改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生产过程的改变。从以上几种有关农民是否经济理性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并不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在现实中,农民经济理性行为是受到条件制约的,人口压力、商品化程度、传统的习俗与观念等都是农民经济理性行为的制约条件。抛开这些具体的约束条件来讨论农民是否经济理性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市场化了,人口压力得到了释放,农民的经济理性行为就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可见,只有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农民经济理性的假设才能成立。贝克尔的研究充分说明了市场与理性经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均衡的市场化条件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而理性经济人的决策则依赖于市场的本身以及其他相关的制约条件。三、市场表象和本质与农民经济理性的关系根据古典经济学论述,研究者对市场机制一般描述为:(1)生产者对生产不同产品的收益能够做出独立选择和决策。(2)消费者购买行为完全受自己的货币收入、信用和消费偏好制约。(3)各种产品分别占多大比例的要素资源是听命于社会购买力需求结构的要求。(4)供求的矛盾由价格变化来反映,并通过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诸多经济行为来调节【9J。这种市场机制的定义概括了市场的表象,它假设市场参与主体对价格机制能够做出反应。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参与主体对市场价格的反应是通过竞争以及优胜劣汰机制强制实施的。这种分析没有对市场参与主体关于价格机制的反应做出的讨价还价是必要的,而参与者讨价还价的动机则来自各自的利益。独立财产所有权以及保障所有权所必需的法律是市场运行的基础¨…。概括来说,市场的深层构造首先是社会经济单元利益的独立化以及明确的所有权,这是社会分工发展和各种依附性社会关系解体的共同结晶。独立的经济人格构成商品交换普遍化的原动力,只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排他性所有权体系的确立,才能迫使全社会所有经济单元无一例外地通过平等竞争来谋得自己的利益,才能安分地经过平等交易来完成他们之间的交往。保障独立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安排也是构成市场本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法制条件下的契约安排能够有效节省交易费用。在这个基础上,绝大多数人都严格按照契约原则来行事,从而使财产权利得以实施、市场的交换得以产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能够有效地对价格机制做出正确与理性的反应。登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而这些预期可以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以表达¨1|。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交易对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够阻止其他人对他行动的干扰,这支持了他的权利界定是独立和不受外部干扰的。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引入“外部性”的概念。在这里,外部性的概念与科斯所表述的意思类似,它包括外部成本、外部收益以及现金和非现金的外部性。在通俗的解释中,将一种收益或受损效应转化成一种外部性,是指这一效应对相互作用的人们的一个或多个决策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将这些效应“内在化”看作是一个过程,随着产权的变迁,这些效应将对所有相互作用的人产生影响。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激励。与社会相互依赖性相联系的每一成本和收益就是一种潜在的外部性,而使成本和收益外部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则是双方进行权利交易(内在化)的成本必须超过交易所得。一般来说,由于交易中自然的困难,交易的成本就要相对大于所得,或由于法律的原因,交易成本也可能较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对自愿谈判的禁止会使交易成本无穷大。当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使用者对有些成本和收益没有加以考虑,但允许交易中内在化程度的增加。从此论点出发,关于人是否经济理性分析的一个有趣的逻辑是,在内在的回答。如果更进一步地认识市场,就必须认识到市场的本质,而市场的本质则在于权利束的交换。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构成市场存在的本质。因为外部性与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101・万方数据一项关于一个人自由权利的法律创立时,如果要得到服务,就会迫使企业对纳税人提供部分补偿以对冲使用他的劳动成本,因此劳动成本在企业或纳税人的决策中被内在化了。这个逻辑的另一种推理就是,对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使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增加;劳动者对劳动报酬边际收益最大化追求的反应来自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所有权的确立。用数理模型可以清楚地反映上述论证的结论。在一个简单的ABC三个区域组成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户PF。在A中,在[t。,t。]时期使自己效用最大化,即通过消费消费品e与服务只获得最大化总即K即K22即%。JOJo矿焉耐‘dli百aPPL。0’百OPPVB-0,等=。J。J。矿桶出dl,,JoJ0矿褊出以同样,假设农户在ABC三个区域之间进行投资转移的空间成本分别是y柚,y船,7们它们是以t和,i为自变量的函数连续可导,即:y肚=踟(f,,1),讹c=g。。(t,‘),7钟=g肥(t,,;),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PF・在ABC三个区域的投资,;的一阶条件为:效用觋;0为折现率。如果效用是可分的,则在t。时刻PFi在A中的总效用函数如下:砜=玑。(G^)+%(s一)+石了击石[纸(G^)+q。(S.)]甄=%(G。)+∽。(s。)+赤[眠(Gs)+同样,可以得到PF。在B、C的总的效用函数:配。(S。)]PP%一南一c(‘,,1)时,不存在农户投资空间转移的激励,如果等式不成立,投资空间转移就会发生。简单的模型分析证明,在利润最大化导向的前提下,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受到经济管制、农地产权、交易制度、交易费用的制约。再回到农民是否经济理性④的问题上。产权与市场理论提供的解释就是农民的市场理性反应是受到外部性存在约束的,产权的存在以及保障产权独立的法律安排可以使农民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当然,这种解释是在一个纯理论情况下得出的,加以推广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清楚的推理,即农民经济理性行为是一系列变量的函数,产权、保护产权的法律安排、人IZl压力、道德情感、社会习俗、传统文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所以,农民是否经济理性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四、产权、市场形成与农村经济发展在一个不是纯理论环境下的转型市场中,比如1978年后的中国,持续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得到了强化,传统文化所蕴涵的道德、习俗等’开始被市场价格机制所替代,农民对价格机制的反应越来越敏感,其表现接近于舒尔茨论述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这种情况与中国市场开放后劳动力转移、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压力减少有关。人口的转移、传统习俗文化的转变使得影响农民是否经济理性的因素集中在产权独立以及保障产权独立的法律安排当即圪=即%一南gAB(t,,i),即K=乳2酞(Gc)+%(sc)+石了荔石[u(Gc)+q.(S。)]如果魍能够很方便地把自己的固定资产变现,设全部资产变现后的总金额为E。其中,消费基金与投资基金分别为肘。和,;,则有Wi=M;+‘。通过计算得到:膨矿G挑“乜+赤‘G挑““)心=G甄+s甄+赤‘c甄+s凰)帆.=G仉+s瓯+万拓‘G“+s。.)当PE把肘以用于ABC三个区域消费时,如果消2y^c。费空间的转移成本y柚,y舭,y。。为零,就会有:咒么=TU成.=Z’UcIo,y曲2Ync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农户PF;在不同空间的投资能随时变现为资产Ii,则投资净收益折现的大小将引导农户投资行为空间指向最主要的变量,设PFi在ABC三个区域投资的净收益分别为PP圪,PPVs,PPVc,假设PF;的投资行为在[t。,t。]时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折现率为0,投资收益函数PPV=百裔以t),则有:①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经济理性是指舒尔茨论述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即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参与个体主观效用的最大化。・102・万方数据上,同时市场本身以及体现市场本身的货币价格因素及其制度安排则从根本上影响农民是否经济理性。由此可以肯定,经济理性是市场本身的产物,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农民经济理性行为表现得越强烈;国家对市场管制的程度越低,农民的经济理性行为表现得越敏感。产权的主要配置性功能是将收益和受损效应内在化[10|。知识变化会导致生产函数、市场价值以及预期的变化,新的制度安排、新的事物出现都会产生不同的受益和受损效应。新的产权调整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收益成本进行调整的回应。市场形成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理性经济人的反应也是一个基于市场渐进过程的调整,而产权改革则可以加速这种调整的灵敏度。1978年的农村改革是国家逐步放松农村经济管制、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新事物的出现、新机制的引入给农民带来新的受益或者受损。农民所表现的经济理性以及对利润最大化追求并没有完全表现为舒尔茨论述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其原因在于存在着制约农民对新事物灵敏反应的因素。浙江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市场形成、农民经济理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史晋川认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温州民间经济的发展,历史以及地理经济条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国家对温州经济的管制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格,这使温州的私有经济、私有产权的确立比其他地方更早。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使得温州农民做出了舒尔茨论述的理性经济人回应,实现了温州的农村工业化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温州人的经济理性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经济理性背后的制约条件才是人们需要关注的,如温州人的经商文化、历史上的私有产权传统和保障私有产权的历史习俗以及温州人早期经商对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等。正因为如此,当新的事物出现、新的市场制度引入时,温州人比其他地区更早、更强烈地做出舒尔茨论述的理性经济人回应,促进了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周其仁认为,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于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安排上,即放松过去高度管制的安排,形成了激励效应,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用制度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国家放松了对农村经济的管制,允许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降低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政策上的改进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节省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而且不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为此付出代价。放松经济政策的利益是巨大的,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城市居民也享受到价格便宜而且种类丰富的农产品。但是,这种所有人都获益的改革在时间上是不可能持续的,在帕累托状态下,任何政策的调整在一部分人获益的同时必然使其他人的利益受损。这就解释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成功与后期发展的困境问题。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达到利益调整边界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交易费用与组织费用的进一步节约和利益分配的再改变。交易费用与组织费用的节约是农村市场深化的关键。以农村土地问题为例,耕地是农民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但是由于产权的集体所有,农民仅仅拥有土地使用权。在农民不具备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土地价值仅仅体现为土地所拥有的自然肥力及其农业产出上,这就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流转,导致了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不能实施,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即使开展土地使用权流转试点,也会因为权利的残缺、带来收益的某种外部性提高了交易与组织的成本,收益难以内在化。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的缺失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随意地被地方政府或者与权力有关的机构剥夺,如靠近城市的土地由于其巨大的商业价值而常常被地方政府所征收,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的补偿¨引。这就使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资源收益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所有权的缺失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与此相关的法律安排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前文已经分析,所有权与保护所有权完整独立的法律安排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一起构成产权的基础。但是,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完全保护农民土地完整的权利。《土地管理法》第27条规定,政府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附着物补偿、青苗补偿以及安置补助四项,其中征用耕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的3倍到6倍;被征收土地附着物和青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第28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不超过被征用前三年产值的10倍。当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交易被禁止后,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购买者廉价购买农民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因此,所有权与保护所有权完整的法律缺失导致了农村市场发育迟缓,而未发育的市场则不能内在化收益的外部性,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与组织费用。・103・万方数据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错误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7.效率损失,农村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2]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60年变迁与反思[J].现代经济探讨,2009(9):12—17.五、主要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3]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1)上世纪[4]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自国家政权对农村经济管制的放华书局,1986:6—7.松,从而激发了农民的理性经济人回应。(2)农村政[5]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策的调整在原有利益的分配达到边界时不能创造出局,2000.新的收益,使农村经济发展陷入了一个低水平循环[6]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的困境。(3)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能通过新的[7]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制度创新来推进。新制度的实施能够节约交易费用社,2008.和组织费用,激发农民的理性经济人回应,从而提高[8]贝克尔.家庭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生产效率。(4)制度创新能否节约交易费用和组织[9]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和运行问题[C]//社会主义经济费用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其关键在于保护农民的产模式问题论著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权以及公正法律的实施。[10]科斯,阿尔钦,诺思,等.社会成本问题[MV/财产权利经济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已经表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明,只有建立起严格保护产权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才[11]科斯,阿尔钦,诺思,等.关于产权的理论[M]//财产权能促进市场发育,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激发农民的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经济理性(生产积极性以及对市场的灵敏反应)。基[12]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于此,笔者认为,政府除了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外,还要进一步放松对农村经济的管制,承认农民对[13]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土地的完整权利,调整和修订国家有关不利于农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经济发展的法律,特别是《土地管理法》,真正建立起[14]徐元明.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创新——江苏保护独立产权的制度。这样才能减少农村经济发展省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J].现代经济探讨,2008(1):34中的交易费用与组织费用,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38.高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责任编辑:陆惠敏]【参考文献][1]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一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实践历史MarketCultivation,FarmerEconomyRationalityandCountrysideEconomicDevelopmentWUYah.1inl.CHENU-H2(I.SchoolofEc删,NanjingUniversity,NanjiIlg210093;2.JimhenCollege,N蛐jingAuditUniversity,Nanjing210029,China)Abstract:Duringtheearlypefiod,apositiveprogresshadbeen1Bfdeintheruraleconomy'sdevelopment.Theprominentperfommnc虻forthefarmerwastoenjoythemarketpricemechanismandthegovernmentpolicy'sactiveresponses.thecountrysideproductionefllcien-cyhadgotenhanced,butafterwards,theruraleconomicdevelopmentwimesseditselfinadifficultposition.Fromthefarmereconomyrationalityandthegrowthofthemarket'sangle,wefinditisthelaggedruraleconomysystem,especiallytheindependentpropertysys-tomandtheprotectionpropertyrightcompletelawarrangementfljiw,thathascausedtheruraleconomicdevelopmenttransactioncostandorganizationexpensetoincrease,andintensifiedtheruraleconomicdevelopmentuncertaintyandtheinefl3ciency.BasedontIlisanaly-sis,theruraleconomy'sdevelopmentliesinthefurtheradvancesofthecountrysidesystemrefonm.andprotectionofthef&rmerindepend—entpropertyright,andstrengtheningthelegislativeworkinordertosavethetransactioncost,onlythencanweraisetheproductionefll—ciencyandpromotetheruraleconomicdevelopment.KeyWords:ruraleconomy;marketcultivation;economicalrationality;transactioncost;organizationexpense・104・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