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梁漱溟_文化三路向_说之比较

J.ofXuzhouNormalUni.(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Vol.36,No.2

Mar.,2010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王晓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

[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

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　G02/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10)0320078205

　　梁漱溟和钱穆都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

表。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们一生都自觉地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二人的心路历程、从事职业及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但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一、文化的起源

钱穆认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对人生追求与向往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人生观,钱穆把它们称为:向外的人生观、向内的人生观、现世享福的人生观,分别对应着西洋的人生观、印度的人生观和中国的人生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

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梁漱溟以意欲求满足的方式来论述文化。可见,在梁漱溟看来,意欲的性质及其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了生活的样法,即文化。从不同的意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时间上来看,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其文化理论的提出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晚了20多年。总体来讲,钱穆“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思路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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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但钱穆

[收稿日期]2009211203

[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并不是将梁漱溟的观点照搬过来,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里面,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两种“文化三路向”学说的不同理论特色。梁漱溟文化哲学最重要的著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要义》,钱穆主要的文化理论专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和《文化学大义》,本文的观点主要采自这四部著作。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意欲的不断满足与不满足,所以文化归根结底就是意欲的满足方式。他提出:“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面怎样不同,你只要从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2]

了然。”在文化的起源上,他拈出了“意欲”一词为原点来勾画文化坐标。

那么,梁漱溟所说的“意欲”究竟是什么呢?考察梁漱溟早年的学术背景,不难发现,在他的思想渊源当中,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佛教唯识学和生命哲学思潮是同时并立的三大元素。梁漱溟所说的意欲既是他援佛入儒的产物,也是他接受西学的结果。意欲是一个融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佛教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和陆王的“心”而形成的概念,它指称宇宙生命的本体,也指称文化人生的本原。很明显,在梁漱溟思想中有一个循环论证,他认为文化的根源是意欲的不同,而意欲的不同又产生于不同的文化,所以,他自己也没有明确地指出意欲究竟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意欲”概念带有太多主观想象的成分,以此作为文化的起源,必然导致对文化的分析缺乏客观基础。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还将文化最初的生成归结于“天才的创造”和“偶然的奇想”,这就是“主观意欲论”在文化理论上伸张的结果。

梁漱溟对自然环境决定论是极为不赞成的。他认为以自然环境为理由来解释文化的生成“太简易了”,而且自然环境决定论抹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全当人是被动的,文化是环境的被动

反射,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化的起源和人类文化的

独特性。与梁漱溟相反,钱穆在文化的起源上却是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来看,不外乎三种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又可以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他认为西方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商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

农耕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无事外求,故常内倾;游牧、商业文化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故常外倾。“内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外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东西方文化精神的不同,“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外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科学,又一方面是宗教;内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道德”。外倾的文化精神决定了西方人好向外看;内倾的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人好向内看。

第二,“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

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游牧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来营养以维持自己;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农耕文化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而游牧、商业文化是趋向于富强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

第三,和平性与侵略性的不同。游牧、商业文化由于内在不足,必须向外进取征服,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草原游牧民族最早以马为工具向外征服,滨海商业民族最早以船为工具向外征服。草原滨海民族对外具有敌意,对自然也一样,“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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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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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耕文化重视“和合性”,钱穆解释说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这些皆非人力所能安排。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亦顺亦和”、“安分守己”等观念,“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农耕民族“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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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钱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合理因素,因为文化的最初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本质上是“人化”,人和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成为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环境的逼迫,文化成为文化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在文化分异的原始阶段,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种文化是否优越,也要看它能否与自然界长期共存。自然环境虽然不是文化产生的惟一原因,但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离开自然环境,人无以为人,文化无以为文化。但是不能夸大自然环境的作用,文化的产生虽然离不开自然环境,但不能完全归结为自然环境,人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文化的产生也离不开人的创造性,尤其是文化形成以后,它对自然环境的主动性就日益显示出来,那么更多的文化现象则需要用人与自然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互动去解释。

综上所述,文化的产生是自然环境和人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梁漱溟和钱穆各执一端,都有其片面性。但相比之下,钱穆并没有明确否定人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只是在论述文化起源的时候没有提及,综观其整个哲学思想,他对人的价值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而梁漱溟则完全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物史观,可以说,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文化理论完全是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主观想象基础上的。

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是改一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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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这说明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不足有一定的认识,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弥补其“早熟”。钱穆同样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不足,认为近代中国文化“显为有病”。其病因有二:一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二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否定和故意摧残。而其中,中国人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隐忧和病害。救治其病的首要问题就是态度,即对本国文化的态度,他认为应用沉静的理智来看待自己以往的历史文化,这也是他在《国史大纲》中首先强调的对历史要怀有“温情与敬意”。这与梁漱溟提出文化的复兴在于人生态度的复兴和坚持传统儒家人生态度的立场是一致的。两人都是从人生入手来解读文化,最终又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人生。梁漱溟还认为,西方人由于过分重理智,讲功利,以致人际关系充满敌对情绪,内在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他感慨万千:“人处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情趣斩伐得净尽,真是难过的要死!而从它那向前的路一味向前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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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却贫乏至于零。”中国虽然得不到西方“向外追求”之果,同样,也不会遭受由此带来的精神苦难。“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未必就愉快,穿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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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很乐”。而要想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机,惟一的办法就是“拿直觉来拯救他们”,让西方人回到以孔子为代表的超功利的、重感情的东方文化上来。因此他提出了儒学复兴的预言:中国文化正在继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至于印度文化,其复兴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钱穆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人类的一切问题实质上就是文化问题,其解决的途径也必然要从文化入手。他主张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加以评价和探讨。他认为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物质经济,崇尚权力胜过道义,其文化的内在病痛急需诊治,否则不足以领导人类文化前进。他提出:“当前世界人类,另外拥有一种优良文化,博大深厚,足以与现代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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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抗颜者,则只有中国。”所以钱穆认为:“复兴孔孟学说,不仅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实际所以顺应世界的潮流,古今中外,可以会归合一。复兴中

二、中国文化的出路

梁漱溟和钱穆不仅对文化给出了自己的解

释,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各自的区分,而且这一切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面对世界文化的新趋向,中国人应该持什么态度呢?梁漱溟提出了三点:“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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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不仅为我国民族振衰救弊,实亦可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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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开其新生。”他还认为,未来的文化必将是天人合一的长期人生与整个宇宙的协调运动,而中国文化的长处即在于此,中国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而领导人类前进。

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改造中国文化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两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

北大共事过,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思想上的碰撞。钱穆承认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认为“他既不敢说东西文化调和,因为恐陈独秀派大声的笑骂。又不肯忍气吞声,立定主意要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到底把自己研究的印度文化尽情排斥,以表示他态度的公平。对于西方文明,只得说一句‘全盘承受’,而又要‘根本改过’。不知根本改过,即非全盘承受。全盘承受,即不能根本改过。两语何得并为一谈?又说批评的把中国态度拿出来。他说的批评,仍是敷衍陈独秀一派的议论。把中国文化批评的指出,把西方文化承受而改过,到底还只是一个调和融通。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既不足以推翻陈独秀派的主张,也不能使陈独秀派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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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如梁任公灰色的调和论,可以自圆其说”。他还认为,梁书“于西方化之科学、民治,则根本皆无反对。其所谓东西文化者,亦不能有严正之[14]

区分”。梁漱溟曾说中国人同西方人走的不是一条路线,“这完全受陈独秀派独断论之遗毒,殊无历史上细密的证据”。因此,“盖其言论之影响于时代思潮之进程者,舍为新文化运动补偏救弊之外,亦不能有若何积极的强有力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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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钱穆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不足,却接受了梁漱溟“文化三路向”的说法,钱穆的“文化三路向”理论的提出或许是对梁氏思想的反模仿。尽管有学术背景的不同,但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在另外一部文化学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虽然梁漱溟仍是通过比较中西文化试图寻求中国文化之出路,但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同的是,他在方法上不再只是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和主观文化理论方面来论证他的中西文化观,而是转向社会历史方面,即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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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梁、钱二人解释文化起源上的差异很大一部

分来源于两人学术背景的不同。梁漱溟早年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他讨论文化问题的思想前提是佛家唯识学。他说:“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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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佛家思想。”梁漱溟在到北大讲学之前其主要兴趣在于佛学研究,蔡元培正是因为读到了梁漱溟的佛学代表作《究元决疑论》,认为他在佛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才邀请他前来北大,担任印度佛学的主讲。在梁漱溟的兴趣转向儒学之后,佛学仍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影响着他的学术主张和思维方式。所以,梁漱溟之所以会依据个人的一些人生经历来想象东西文化的差别,也与佛家的影响有关。

钱穆早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在历史方面,具体说来是以子学肇始,以史学成名。他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体现了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基本立场,那就是重视实地考证和经验史实的客观精神。1931年夏,钱穆在苏州家中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不久,他便携眷奉母北上,执教北大历史系。钱穆此次之所以能进入中国这所最著名的大学任教,除了好友顾颉刚的鼎力相荐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该文的发表使他名震北方学术界,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当时史语所所长,实际主持北大历史系系务的傅斯年有意请他加盟北大。

此时梁漱溟已经离开北大7年,两人没有在

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

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参　考　文　献]

[1][13][14][15][16]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2-3、5页。

[10]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82页。[11]钱穆:《中国文化丛谈》,三民书局,1975年版,第236页。[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

版,第374、344、345、346、374页。

[2][7][8][9]《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

352、528、505、478页。

[3][4]钱穆:《文化学大义》,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29、60页。[5][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社,1989年版,第376页。

AComparativeStudyonLiangShu2mingandQianMu’sTheory

of\"ThreeWaysofCulture\"

WANGXiao2li

(PhilosophyDepartmentofBeiJ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KeyWords:LiangShuming;Qianmu;life;culture

Abstract:LiangShu2mingandQianmubothcomparedthewesternandChineseculturesfromthepointofviewoflife.Onbasesofdifferentlifeattitudes,theydividedcultureintothreetypesandadvancedthetheoryof“threewaysoflife”.Althoughtheygavedifferentexplainswhichcomefromdifferentacademicbackgroundsforthesourceofculture,theirultimatecaresarecommon.ThatisfindingawayoutforChinesecultureinfaceofthetideoflosingofauthorityanddiversifiedaxiology.OntheproblemofthefutureoftheChineseculture,bothoftheminsistedthatChineseculturewouldreviveandwouldberebuilt.LiangShumingemphasizedthecombinationofwesterncultureandChineseculture,butQianmuemphasizedtheChinesecultureevolution.Obvi2ously,Qianmuadoptedamoreconservativeposition.LiangShumingandQianmubothchangedtheretheories.LiangShumingbecamemoreandmorepractical,whileQianmubecamemoreandmoremetaphysical.Intheend,theywalkeduptotheopposingbeginninglogicpointofeachother.

[责任编辑:李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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