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和现实思考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 2014年是甲午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不能忘记的历史事件。认真回顾与反思这场战争的历史教训，认识这场战争何以发生、何以成为那样令人不忍回首的结局，对于我们今天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与统一，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爆发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

据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的研究，公元4世纪以后，日本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文化。到了奈良时代，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率领大量留学生到长安、洛阳留学，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东西，诸如文字、儒学、佛学、法律制度、行政体制、文学、庙宇建筑乃至京城设计等，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16世纪末期，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后，他的野心膨胀起来，想要征服琉球、台湾、菲律宾，还要征服朝鲜和中国。丰臣的这种主张一直为德川幕府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19世纪80年代，“脱亚入欧”论的主张者福泽谕吉极力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理论根据与舆论准备。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图谋夺取琉球、朝鲜和台湾。1874年日军侵占台湾南部失败后，于1879年吞并琉球。琉球与中国之间存在藩属关系，吞并琉球遭到清政府抗议，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问题谈判数年，成为未决的悬案。直到1888年，日本决心用战争手段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便主动放弃谈判。日本随即把目光转向朝鲜。日军派军舰到朝鲜釜山海面进行测量，与朝鲜军队发生冲突。日本一方面与清政府谈判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强迫朝鲜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这个条约为日本下一步侵朝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1884年12月初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失败，日本操纵朝鲜政局的图谋未能得逞。为此，日本派出伊藤博文到中国与李鸿章谈判，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日本未从甲申政变中占

到便宜，但却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此后，日本抓紧扩军备战，建设海陆军，成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派遣大批间谍到中国侦察。1887年春，参谋本部陆军大佐小川又次综合侦察结果，提交了《征讨清国方略》，对中国总兵力和各省军力分布做了详细报告，分析了清政府的财政、军费、海军建设、沿海和长江防御设施、官僚和国民素质，分析了日本政府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日本官僚和国民素质，提出以八个师团军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认为日本是主权线，朝鲜是利益线，为了确保利益线，就要攻取中国。1893年，日本政府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同时，派出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率队到朝鲜和中国各地考察，布置了军事间谍网，进一步构思了进攻作战的细节，得出了对华作战可以稳操胜券的结论。1894年5月，朝鲜南部发生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要求清政府出兵“代剿”。伊藤博文首相和山县有朋枢密院长获悉此事，喜为天助，随即怂恿清政府出兵。6月5日，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近2000兵力开赴朝鲜，于6月12日全部到达牙山。

制造战争的借口成功，日本于6月5日正式成立战时大本营，同时派出日本海军一个旅团约7000人兵力进驻仁川，与清军形成对峙。7月23日清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以“改革内政”名义，率军攻入汉城王宫，驱逐国王，组成亲日的傀儡政府。朝鲜士兵抵抗，死伤数十人。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仁川附近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约800名清军死难。日本发动的侵朝、侵华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战争为时八九个月。1895年2月，日军攻占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军失败，一片狼藉，海陆军主力尽失，仗是不好再打了。日本也差不多耗尽了军力。列强也不希望战争延长下去。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以全权大臣名义到达日本乞和，4月17日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都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作一些分析。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没有触及社会制度，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较，改革效果，中国尚且不及日本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提倡与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使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868年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差不多达1100万日元，大概折合中国700多万两白银。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成就，难与日本相比。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留学欧洲，或者到欧美各国考察过，具有比清朝大臣更为广阔的世界知识。日本加强军备建设，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近30万人。中国除了北洋海军较为现代，陆军仍旧是湘淮军，没有建立起新式陆军。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军备实力相差甚大，这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

清政府缺乏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清醒判断。日本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做了几代人的准备，包括政治准备、经济准备、军事准备、社会动员和外交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日本派出的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负重要职务的人都曾到中国做过调查。所有到中国搜集情报的人回国后都要提交调查报告。比如，桂太郎《邻邦兵备略》、驻华武官福岛安正的《征清意见书》、小川又次的《征讨清国方略》以及海军部的六份《征清方策》等。情报人员绘制了包括朝鲜、我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详细地形图。反过来，

清政府朝野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几代人准备“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清政府处理中日关系都是就事论事，不是放在欧美列强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思考，不去深究、探讨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且往往处置失当。

清政府体制内耗严重，领导力量薄弱。日本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等都分别作了周到安排。“集中目标，讨伐中国”的情绪，弥漫全国。战争一开，清政府便惊慌失措。清政府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帝党、后党围绕主战、主和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朝廷难以形成对日作战的领导核心。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应对谋略、调兵遣将，事事需要奏请，难以迅速形成决策。

清政府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没有做战争准备。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李鸿章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不相信战争能打起来，只相信“万国公法”，以为只要以理服人，“谁先开仗，即谁理绌”。他把应对战争可能爆发放在国际调停上，不断请俄国、英国、美国出面调停，调停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不做战争准备。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当时就说过：中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吃惊”，“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平壤大败后，李鸿章眼看局势于己不利，又忙着请列强调停和局。日本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历史事实证明，在战争的每一步进展上，李鸿章都把战争的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调停没有把中国带进和局，而是把中国导向失败。

清军战略上消极防御，步步退让。日本在战役指挥上，总是先下手为强，每一步都是先动手争取主动。李鸿章的战役指挥，是步步退让，仗也打得很窝囊。丰岛海战后，北洋

海军不敢到大同江以南海域巡行，制海权拱手让人。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只是小败，李鸿章报告清政府：北洋舰队“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实行“避战保船”死守港口的方针，放弃了黄海制海权。日军在辽东花园口登陆，长达半个月，除了本地农民奋起抵抗外，李鸿章未组织反击。日军进攻大连湾和旅顺，李鸿章指示：“宁失湾，断不失旅”，结果，设防的大连湾被放弃，北洋舰队的基地、“铁打的旅顺”也被攻陷。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也没有遇到抵抗。

清朝的军事体制落后，难以指挥调动、形成合力。日本在广岛设立战时大本营，天皇亲自坐镇，统一指挥军事和政治、外交。清政府没有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只有旧式的军队湘军和淮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军队各有所属，互不听调，一些将领贪生怕死，邀功请赏，只知保存自己，没有全局观念。李鸿章指挥北洋海军，却指挥不动南洋海军；可以指挥淮军，却指挥不动湘军。鸭绿江沿线数万清军，互不相属，互不支援，一两天时间，防线就为日军全面突破。大连湾守将见日军进攻，放弃抵抗。旅顺是北洋海军基地，设防坚固，各守将互不统属，有将无帅，最后也被日军攻破。

国际环境总起来讲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中国在西方列强条约体系的束缚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清政府还存在中国中心观念，守着夷夏之防、宗藩体系，想以调停手段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缓解中国面临的紧迫局面。其实，列强在华各有利益，也各有矛盾，他们对日本对华的侵略，是乐观其成的。李鸿章想借俄国力量对日本施压，俄国表面上答应，是为了增加俄国在远东获利的机会，一旦日本强硬，俄国并不想真正去反对日本。英国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不想俄国在调停中起多大作用，急忙插手调停，实际上英国是支持日本对华行动的。美国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没有对日本施压。总之，清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迂腐无能，赔款压力山大，经济增长乏力，贪腐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用这种状况对付当时的

日本是必然要败的。

对历史教训的几点思考

回顾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要避免落后挨打，关键在于国家综合实力强大。国弱民贫，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西方列强，包括后起的日本，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的力度还不如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的落后大国，挨打是难以避免的。国家强大的基本要素有三：经济实力增长，外部势力不敢小视；社会制度先进，外国不能轻视；人民奋发向上，外国不会恣意动武。今天，新中国通过6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证明是完全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政治制度，其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中国民气昂扬向上，同仇敌忾，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正义之师、威武之师，为保卫国家安全，为保卫海疆主权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也是为120年来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日本当局企图否定二战格局，修改“和平宪法”，坚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针对中国的危险举动，也是关乎未来日本走向、亚洲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举动。我们必须正告玩火者：2014年的马年不是1894年的马年，1894年的马年是不可能在今天复制的。

第二，外交交涉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清王朝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于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列强早已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已被束缚在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指望以夷制

夷，期待列强在实质上帮助中国，只能是幻想。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外交努力只有依靠强大的国家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国防，才可能有效。

第三，历史的辩证法再次证明，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甲午战败虽然给中国带来沉痛打击，而且此后日本一再侵略中国，直到“七七事变”开始，日本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甲午失败，促进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觉醒。1919年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是这种觉醒的最初表示。中华民族坚持八年全面抗战，终于在国际正义力量配合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无条件投降，国际社会给予日本必要的战后处分，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膨胀的必然下场。

第四，改善中日邦交要正视历史。1972年9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4个政治性文件。这些条约和协议的基本精神在于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当前中日关系出现波折，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政府所谓“购岛”、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事件，严重背弃了上述原则精神。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近400年间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日本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极大伤害和灾难，要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更要抓住正确认识历史这一条不放。只有这样，中日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正常地向前发展。

第五，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历史灾难不能忘记。日军攻进旅顺，兽性大发，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日本军人对平民的野蛮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各地的屠杀，包括南京大屠杀等，都是这种军国主义精神的再现，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014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