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史论文

浅析曹丕的《典论·论文》

摘要：《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这篇文章虽然不长，

但他所涉及的内容要比过去任何文学论文都宽广的多，有些内容相当精辟独到，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明文学理论在当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论文》中涉及了文学界长久以来的“文人相轻”陋习，并首次提出了“文体”论和“文气”论，以及他把文章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人相轻 “文气”论 文体论 “不朽”说

《典论·论文》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作者曹丕，字子恒，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魏文帝。《论文》是一篇文学理论的专门论文。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赋》、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其中，这些形式的文学批评，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典论·论文》出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才有了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因此，《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它涉及了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对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都做了广泛的探讨和论述。 ·创作背景

《典论》的写作时间在曹丕当太子不久后，大约在建安二十二年至曹丕即位的延康元年之间（217-220），此时建安七子皆以去世。因此《典论·论文》的产生是有它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文学创作基础的。《典论·论文》的中心是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联系着的。曹丕的《论文》重视品藻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细微差别，探讨文气的内在规律，其思想文化背景一是当时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很盛。二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自觉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这些都历史地呼唤着《典论·论文》的产生。 ·《论文》内容

《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问题入手，强调“审己度人”，文中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论文》虽短，却提出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 一、“文人相轻”问题

作者在《论文》开篇就提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一历史问题。并用“审己以

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曹丕分析了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的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作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文中提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类而作论文”，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

其次，曹丕还从文学态度方面来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认为当代文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是文人互相轻视的原因。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东汉王充也批评过“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这种错误态度，曹丕继承先人的论点并加以发挥，认为这同时也是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现象。

作者认为解决这种“文人相轻”现象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文中提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类而作论文”，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坚持只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态度才能纠正陋习，给作家以公正的评价。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

另外，曹丕在文中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是有其原因的。因为“文人相轻”的这种现象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所以他对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现象，一开始就提出批评。这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也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二、“文气”论

曹丕在《论文》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了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曹丕的“文气”说，主要是从“才”和“性”两方面论述作家的才能、气质、个性及其与文学风格的关系的。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曹丕认为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作者从建安七子来论述不同作家的特殊个性：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建安七子各自禀气不同，个性不一，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文体风格也不一样。

曹丕说“气之清浊有体”，这里的“清浊”是对文学家所具有的“气”，即天赋的气质、个性、才能的评价。“清”指文学家具有的气质、个性、才能使美好、优秀、卓越的，“浊”则相反，指的是文学家禀赋低下，其气质、个性、才能等恶俗、低劣、平庸。曹丕所谓“气之清浊有体”，是对文学的创造者——文学家禀赋的气质、个性、才能的一种主要是美学意义上的评价。

另外，“文以气为主”，是一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最大参照系来审视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理论构想。这种基于创作个性的风格特征，与社会心理、风俗习尚、师承关系及至时代矛盾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他提出“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认为文学创造是独特的，不可勉强得来，即使是父兄也无法传给子弟的。

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

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以“气”论文和作家。“文气”说的产生有其文化背景。汉魏之际，人物品藻的风气极盛，“气”是品鉴人物中最常见的词之一，它的含义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多个方面。此期还喜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这都影响了曹丕“文气”说的形成。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三、文体论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 他提出“文本同而末异”，这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标志着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真正自觉的时代。在他看来，“体”包蕴有文选“本”与“末”两层涵意。“本” 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即指文章体裁，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但无论是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另外， 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作者认为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曹丕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作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尤其是“诗赋欲丽”一句，说明他已看到文学作品与其它类型的文体的不同，开始对文学作品与其它文体进行了有意义的区分，更注意到艺术所具有的一定的美学特征。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后代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萧统《文选序》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视为选文的标准，都可以看到“诗赋欲丽”的影响。 曹丕将文体划为四科八类，对后代的辨体明性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对文体的分类更加细致，如陆机《文赋》论述了诗赋等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刘勰《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篇共计二十篇，对近三十种文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论产生、形成于魏晋时期，成熟于南北朝，曹丕的文体论具有奠基意义。

四、文章的功用说

在《论文》里，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论文》看，曹丕在这里更重视的是“不朽”。关于“不朽”，是一个古老命题，“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岁久不废，此之谓不

朽”。从此追求不朽便成为士人的自觉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典论·论文》，将文学的不朽的价值落实到个体的人格与生命，甚至认为其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是“立德、立功”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象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并且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全篇小结

仔细阅读全文，可以发现：曹丕的《论文》贯穿着一股强烈的情感，这一情感驱动着他的笔，串起了情绪的突然转换和相互冲突的立场。这种强烈的情感部分来自那些已过世的朋友的哀悼，部分来自对他本人能否不朽的担心。他以批判开篇，又以批判作结。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第二、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为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锺嵘正是沿著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因此《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