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闽派宗宋诗风的衍生

论清初闽派宗宋诗风的衍生

明代闽派诗风恪守盛唐，至清初逐渐出现宗宋取向，成为晚清同光体闽派的渊源之一。其原因由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其形成发展从时间看，盖经由明末至顺治中期、顺治后期至康熙中期两段；从空间看，则由汀州僻地至福州大邑两个段落。

在流派众多的晚清诗坛上，同光体闽派在近代影响极大，同光体也以闽派诗人最多。闽地诗歌培根于唐，振叶于宋，浸润于严羽《沧浪诗话》“妙悟”说。有明一代，诗家蔚出。大体而言，明代闽地诗以盛唐为宗，声律圆润、格调谨严。以常情揆之，清代闽诗也势必难以摆脱这一地域传统的笼罩。然而文学史上的诗歌长河自有其流转曲折，近代闽地诗歌反而学宋成风。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探寻同光体的渊源不应该忽视其地域传承要素。就闽地诗歌发展而言，整个清代诗坛对大传统的取裁（即宗宋诗）使得其潜移暗转。清人对此的论述已多，显露出明显的地域意识，如“若夫今日则闽亦无派矣。十子提倡以后，逸而出者为郑善夫。国初鳌峰、光禄诸老，犹守林、高矩。孑而立者为张超然。郑、张独唱，不胜众和，闽派固始终如故也。自萨檀河、谢甸男、陈恭甫诸先生出，……而士风为之一变。”(《徐学使八闽试牍序》)[１](卷五)。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原有的地域文化传统受到挑战，我们如要追溯晚清同光体的诗学渊源，则不能忽略新诗风逐渐演进的原因和过程。

一

文学传统的形成，其契机的深层因素无不源于所处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首先可以说，闽地明末清初诗风的蜕变受外部要素的影响，哀世悲境是刺激、促动那些原本才慧学识兼佳的文化人的一大关键。闽地诗风的潜转。诗人常常将其推源于明中叶的弘治、正德年间的郑善夫，有类似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祖的意味，甚至予以他跨越高仑、林鸿的声名，俨然被视为闽地宗宋诗风的初祖。这位为明代某些论者指斥“无病呻吟”的诗人，所作却切合清初遗民诗人的心声。如清初许诗云：“吏部风流昔莫当，归来三十厌为郎。曾传谏草迥龙狩，尤羡诗名绝雁行”(许《过少谷先生故址》)[２](卷二十五附录下)。 可以说，郑善夫在冒似盛明清世所感发的哀时之响，寄托宏深，颇有独立不迁之慨，恰好震响了明清异代之际诗人们哀惋、凄凉、惊悸、迷茫的心弦。郑善夫曾自言：“吾闽诗病在萎、多陈言”，而杜诗“善陈时事，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学者，劬情毕生，往往只得其一肢半体，杜亦难哉！山谷最近而较少恩，后山散文过山谷远而气力弗逮，简斋蠲而少舂融，宋诗人学杜无过三子者，乃尔其他可论耶?芽” (《叶古?集序》) [２](卷九)可见善夫学杜、学山谷诸人，其着眼处乃在为衰世诗人铺陈时事，吐露幽忧。就此可知，时代的变幻成为诗文之作剧变的契机。明末清初，烽火连天，战乱频繁的背景，使得生于忧患的文人们倾向于用生涩清逸之笔，抒写铜驼荆棘之思。蕴藉含蓄，意境浑融的唐诗与清明盛世自是相调，却难合此际文人心态。闽地诗风转变此为一重要契机。

其次文学发展段落的形成，同时又受制于其自身发展规律。在明代七子派宗唐风过后，“耳倦筝笛，斯芦吹亦韵”，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使诗歌接受的审美趣味趋向宋诗。学术亦从明代的空谈天理心性模式中走出来，转向经世实学；士人们致力为学，作诗时思维方式难免倾向于宋诗的思维方式。清初学宋诗潮的兴起的本体原因，现代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在此只以闽地明末诗人黄道周为例证，以窥豹一斑。

黄道周忠节大义，学术文章，皆为后人所崇仰。为后来陈寿祺、陈衍等重要学宋诗人入祠而顶礼膜拜。黄道周在闽地提倡学宋诗，吴人计东有详细的叙述。他说“予年十六七，奉几杖从先生，间与论诗。先生曰：‘予闽人之论诗也，与尔吴人异。……今及予之身，予之门人陈大樽与予论诗且不合，尔辈无不宗武大樽者，予又何以诗为也。’夫从大樽之教者，但相率而求工于声华格律之闻，其真意消亡久矣！予时虽识其言于《尊闻录》中，窃以为非定论也。再十年，与侯官许天玉论诗京师，复不合，其大旨本于黄先生”(《王尔玉诗集序》)[３](卷二)。据序文推断黄道周锐意变革诗风，当不晚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据计东《南昌喻氏诗序》中言“最排江西诗者莫过陈给事及李舍人、宋中丞” [３](卷四)，则可推知黄道周应当是提倡学宋诗的。陈子龙诗歌也是抒写时世的，却学明七子。就诗序所作时的大景而言，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编选《宋诗钞》而形成“宋诗热”为１６６３年，此序仅早两年。可见在时代大气候选择宋诗这一大传统的影响下，一股学宋的潮流在全国渐聚而成，闽地小传统亦难脱其囿。

二

明亡前后至康熙中期为闽地诗风形成学宋风气的初期。明末清初战乱纷繁，闽地更处多事之地。时代的风云激荡着一股逆反的心态，诗人不愿写作雅颂堂皇之歌，而是将歌哭怨怒，形诸于诗。在黄道周后，闽地诗人中涌现出一批以拗折瘦硬之笔，发颓唐悲怨之音，作衰败苦痛之感的学宋诗人。其时学宋称名尤著者有李世熊、黎士弘、许、许友、张远等人。

福建汀州诗人李世熊、黎士弘是师生。李世熊为黄道周学生，与清初名人周亮功过从密切，又与声名藉甚的易堂九子往来频繁，相知极深，在清初文坛颇具影响。李世熊１７岁省试时谒见黄道周，黄道周非常赞赏他。李世熊在３１岁时，于漠源设馆授业七人，黎士弘是其中卓异之士。黎壮年即有盛名，徐巨源在给钱谦益的信中极力称誉他。

李世熊与黎士弘为师生，其诗学主张颇多联系。综合其主张，大致有以下数端。一、主张“变风变雅”，以求真诗。李世熊《北山草序》云：“近人之论格力稳称，声调铿谐，即真诗矣。余读《相鼠》、《投兔》、《巷伯》、《苕华》之篇幅，促调急音，其细已甚。而《繁霜》、《日食》、《板荡》、《召Ｆ》之作，靡不痛激凌厉，心忧首疾。假令先生不编，必在近世气格声调之绳矣”[４](文卷二)。以性情为优先，力举变风变雅之声，而不在乎其形式是促调急声，还是清扬雅调。黎士弘也认为诗文“就地而论，则南朔两届，九土俗尚之不同。就人而论，又有平奇深浅，复习师说之不齐。……达者乘时，敏者固时，不及者彷徨竭蹶以求合乎时”(《徐学使八闽试牍序》)[１](卷五)。他们推举宋元之诗，以为“文文山，谢翱

不能以《指南》、《发》之诗，挽祥兴为熙丰”(《赖道济传》)[５](卷九)。其二、反对守疆护畔，伐异党同。从主真求变的立场出发，则门户之见势必破除。李世熊言“往观王、李?赫当代，遇东乡訾诟，即东栋可焚。钟、谭强轩轾千古，妍悦一时，经虞山解剥，即浍涸立尽。今即幽魂魄、稿精华、犯绝脉，缟发之忧，不过如数君之诒讥来世耳”(《答黎愧曾书又》)[５](卷六)。黎士弘认为风雅之言，聚讼纷纭，不论攻伐七子、竟陵派何方，“皆后起诸君子之过也”(《复刘三杜孝廉》)[１](卷三)。只有新变，才能代雄。其三、推崇宋调，倡导以学为诗。李世熊《与黎愧曾》书言“吾汀文章，郁塞既数百年，近方茁长，养使畅参天者，非门下谁肩此！……往曾与徐兴公论诗不合，仆谓之曰：公等乃诗人之诗，仆自作秀才之诗耳。”李认为诗人之诗是“香风秀韵，萦绕心眸”，而秀才之诗是“好奇，好使学问”(《答施天乳》) [４](文卷五)。“秀才之诗”的命题与钱谦益提出的儒者之诗、黄宗羲提出的文人之诗、钱陆灿提出的读书人之诗等命题相同，跟同光体的“学人之诗”观点有极深渊源。黎自言陈伯玑以其诗入《国雅》，称他的诗近来更喜宋调。黎士弘认为“日闻古人之言，日见古人之事，合以身世之历，悲欢离合，……见闻愈多则论著愈广”；而诗人亦随“造化之序，密移代嬗”(《自序》)[６](卷三)，这就是他的诗歌偏好宋音的缘故。

李诗风格以悲苦郁勃，顿挫瘦劲为主。彭士望以为其诗歌“好言事……尤不喜汉魏三唐及近所持竟陵笔墨”(《文钞自序》)[７](卷五)。如《雪夜限韵》一诗：“爽然离黑法，尽剪旧烟霞。一幅琅 红，无边贝子花。玉飞争扑蝶，国黯类鸣鸦。世垢如堪掩，铅华不厌加。”[５](卷三)“黑法”、“国黯”用《宝积经》、《太平广记》典，十分生僻。全诗笔力硬冷拗折，“以镂错见长”。陈田说“凄婉如谢皋羽，沉挚又似黄双井、陈后山”[８](辛礐卷十六)。二语足能概其诗风。

黎诗刊落陈言，清真朴老，苦语多而欢愉少。对命运的蹇淹，世事的变乱，诗人细诉“如斯那得不生愁，一角闽山画九洲。人命贱同屠马市，少年官大烂羊头。澜翻史册无今日，有附风云似此否。太息贾生复懒哭，绕床起走数回周”(《偶成》)[６](卷一)。黎诗《四库存目提要》评为“大抵多宋人末派”，指其诗染江湖诗派风气，气象衰飒，格局偏狭，选材俚俗。汀洲在郑善夫后，风雅喑哑七百年，到李、黎出，自理论、实践都自觉向宋诗进一步靠拢，在清代闽地诗风创变过程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三

汀洲属于闽南僻地，杰异之士处穷乡僻壤，能少受世俗风气之浸染而旁逸横出，但诗风的蜕变如春草复生，由几点新绿而渐成原野。生年稍后于李世熊的许、许友、张远等一批侯官诗人，处通都大邑亦趋宋调，宋诗风在顺治至康熙前中期已俨具规模。其中以许、许友、张远、张、高兆声名较盛，诗风亦趋新变。

侯官许氏在闽中为诗人世家。许、许友为其最著名的诗人。许、许友性情豪纵，逸才逼人。曾经当过昌、安定县令，后罢官流寓临洮而卒。友则终身不仕，顺治末，因周亮工案被连累，后被释放，年四十余卒。两人皆沉郁骞淹，时运不济，唯诗艺则享大名。许曾北上应试，赀斧困乏，王士?把其妻金腕镯赠送给他，并赠以《慈仁寺双松歌》，称他为“闽海奇人”。许友则师事倪元璐，其诗深为钱

谦益赞许，钱谦益顺治丁酉（１６４７）在南京“得许生诗，霍然目开，每逢佳处，爬搔不已” [９]，选其诗１０５首入《吾炙集》。

兄长许生性豪侈，裘马金钱，挥洒遍尽，故有“许送穷邗水上，方文抱?治春回”的说法。性好交游，一时文士名流周亮工、王渔洋、施闰章、汪琬、杜浚等皆与他交好。顺治１５年（１６５８）与王渔洋在京师日夕过从，切磋诗艺。许自称“有挝鼓横槊之风”，“敢谓两雄并过中原”(《记王贻上于慈江寺双松下同作歌》序)[１０](卷下)，王作《慈江寺双松歌赠许天玉》有句云：“千秋万岁谁知者，闽海奇人许夫子”[１１](卷一)。许人有奇气，诗亦“绝不屑为靡郁之言”，施愚山称其诗“坚骨强气，怵肝裂肠，惊倒五岳，排荡八极，才调激越，风骨遒上，又岂从人间来？”(《梁园集序》)[１０](卷首)可见其诗以雄奇著称。从为诗取法家教而言：“铁堂之诗沉雄富厚，组练雕?，一归于老成；于闽中诗派，稍为变化，不甚规矩唐人而骨格坚凝，精光迸露”(阎介年《铁堂诗草序》)[１０](卷首)。前叙已提及计功曾与许论诗，宗旨本于黄道周，故其诗为宋调，自然没有疑问。

许有奇才而宦不达，声名虽“当时如新城伯仲之间耳”，“新城声华满天下数十年，后学者奉为宗匠，其诗几于家弦户诵”；但许“废死于穷边山县之中，竭生平心与力之勤，所为文章亦与身名俱灭。至于埋没粪土，覆瓿糊壁于村夫婺妇之家，无有人过而问者”(阎介年《铁堂诗草序》)[１０](卷首)。这是寒士诗人的悲哀。许诗罢官后“礑傺雍土，驰驱边塞”之作尤见悲郁，“深沉感愤，可涕可歌，变而不穷，放而愈细”(周亮工《铁堂诗草序》)[１０](卷首)。考许于康熙七年（１６６８）被议后，“羁?蓬户，咄咄叹嗟”(《中秋席上》诗后跋)[１０](卷上)，免职则当在此后。其《解组后别安定父老四首》其四叙其情况云：“一命甫下车，远与卓鲁期。坚白反见诬，廉吏不可为。三五银蟾蜍，皎洁常缺亏。来日当别离，汝辈安得私。直道故难容，三黜亦士师……”[１０](卷下)。坚道难容，垒落不平之气沛然而生。诗坛已经在清统治者的导向下，逐渐趋于装点文治。许以独立的性格自然难以干青云而上，只能郁抑以终，诗文也飘零散落了。

许弟许友生性疏旷，喜好饮酒。士人来探访，许友多不问其姓名。最善画竹，柔枝嫩叶，姿态横生，有苍楚之致。他既性不谐俗，后又因周亮工案，遭乱破家，流离四方。钱谦益有句云：“解嘲应有作，欲杀岂无词？”即指当时官府欲置许友于死地，形势确如履薄冰。遭如此险恶，可见其疏放的举止是佯狂避世的行为。他作诗“以?结?之抱，为佶屈聱牙之辞，掉头攘臂，坼驰其间”[１２](文苑卷七)。从其《学死》一诗，即可感受其于天翻地坼之际，遭历艰险之后，痛定思痛，心如死灰。诗云：“置我空中山，破茅一间止，两扇苦竹篱，风吹半歌倚。隔溪啼古猿，虎饥舌自舐。老狐带粉髅，叉手习拜起。月暗窥我门，嘻笑露其齿。腥寒渐迫人，吹灯弹窗纸。此际身兀然，由我心先死。学死先死心，未死死同理” [９]。正因为许友看破世情，隐遁而逃世。故其论者认为其诗”有振衣千仞之概，有沿流九曲之情。淡如菊，清如竹”[８](辛礐卷二十七引《十五国风高言集》)，诗境清旷脱俗，有宋代江湖诗派之风。

张远是又一著名诗人。陈衍对其诗评价甚高。张远，福建侯官人，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举人。张远早年放纵远游，密谋抗清。集中最能表现他心迹的《赵松雪集跋》中说：“论之者谓子昂文章经济，颇为书画所掩，以是为怅。呜呼！

布衣疏贱之士，生之不展，尚且遁迹丘园，为农没齿。况身为帝裔，反面事仇，无怍容焉，是岂令郑所南见之！以书画名未为掩之也”[１３](卷七)。议论大胆露骨。

张远的诗学趋向摆脱格调的束缚，抒发性情。他曾说：“闽越自林子羽以平淡之诗鸣，严沧浪、高廷礼先后唱为盛、中、晚之说，习以成风。后之作者袭其肤浅浮泛之词，如出一律，自束其性情，以步趋唐人之余响，其不振也宜哉！”[１４](卷十八引《东越文苑传》)黎士弘说：“远公之诗，悲凉之性，生而有之，而最后滇黔间诸篇颇似杜公入蜀所作”（张远公诗序））[１](卷一)可见其性灵发露，“顿挫浏漓，独能拔出闽派之外。”[１４](卷十八)其诗风学宋，“笔意疏秀，得力于眉山为多”[１５]，如《岁暮寄怀》、《还至延平遥望先墓有作》等诗可见其学苏痕迹。

除上述三人外，较具声名者有张，字子捷，侯官人，官准河中河通判。有《晚香堂集》十二卷。另有高兆，字云客，侯官人，著有《安草堂集》等。

从明末到清康熙前、中期，闽地诗风顺应时代风气，由明代的风雅正体蜕变为变风变雅，同时在当时诗坛祈尚宋诗的感召下，终于如蚕化蝶般逐渐蜕去了格调圆稳的定式，而茁生出宋化诗风的枝条。上述诸家虽受宋诗范型的影响，但其诗风并不曾形成具有时代特宗宋风范。然而，诗歌历史的河床正是由这些看来尚不成气候的支流的不断冲刷而逐渐拓宽，甚而转向，逐渐变革。闽地诗歌在社会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双重推动下必然逐渐变革。

此后在这一基础上，从康熙中后期至道光前期，进一步孕育出一个栖身草野、致力经术的学人之诗群体。有郑方坤、郑方城，陈寿祺、萨王衡、谢震、郑振图、郑洛英、郑杰等。他们的诗歌创作奇崛清傲，不同流俗，正同于宋季士人的文化心态。他们中间的代表者陈寿祺，无论是在诗学理论，还是实践上，皆开近代闽派之先河。虽然在陈寿祺的学人群体兴起时，闽地诗风并未全转为学宋诗，陈的学生张际亮，其诗也以唐音为多。但陈寿祺与江苏宗宋者江已劝张学宋诗。其后林寿图在陈寿祺、孙衣言等人的影响下，在道咸宋诗派兴盛的风潮中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则标志着明代闽派诗的笼罩真正成为历史，闽派新的地域风格成型，学宋已蔚然成风。闽地明代以来的地域风格在由新的时代环境、审美风尚、文化心理、诗学思潮逐渐构建而成的整个清代诗歌发展渐趋学问化的大传统冲击下得以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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