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过半个世纪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全面梳理、总结和反思。由于”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改革的深化,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面临着新的语境与新的问题”[1],继2007年8月在湖北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后,2008年10月,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河北大学举行,此次理事会研讨的议题主要是“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现代文学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及“现代文学教学”三个方面。如此密集召开规模、议题相似的学术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是罕见的。不但如此,近五年间,与学科建设相关的学术文章也较为集中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究竟怎样,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有哪些,学科的未来前景如何,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首先是研究主体的问题:个人专著还是集体合著?学术立场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中国文学视阈还是中国新文学视阈?

目前,中国研究界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除去早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之外,几乎都是集体撰写。这是由国内文学史著作的撰写意图和流通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是作为高校教材来编撰。为了教学而注重知识性、普适性,需要尽量避免学术个性;同时,集体撰写可以避免个人精力投入不足、视野不开阔可能带来的褊狭和遗漏;集体编撰还可以客观上拓宽著作适用范围,用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捆绑订户。其次,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包括王瑶、刘绶松等也不是真正的个人学术著述。但编撰主体的这一特点,不可避免会带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学术个性的缺失、学术原创性和学术深度的不足,甚至是学术立场、表述风格的不统一,在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学术水平参差不齐。这是国内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不可避免的“硬伤”。

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体制”色彩浓厚,服务教学的特点突出,引发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出发点学术性严重不足,政治、社会色彩异常浓厚。

学科的发展,比其他任何文学学科都要考虑政治形势的需要,都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掣肘。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的改观,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部文学史著作有独到的见解,论述客观理性,吸收了作者本人和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下的“重写文学史”反思成果。这部著作既旗帜鲜明地张扬了现代文学的启蒙、立人的社会功能,也正视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但由于前述各种原因,类似钱理群先生的这种努力还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瓶颈问题。

二

我们暂时撇开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考察一下近期一位国外汉学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

2008年9月,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出版并发行。据《文汇报》报道:2008年9月16日,上海“襄阳路上的‘大可堂’茶馆非同寻常,一本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新书首发式,挑动了整个学界的神经,沪上著名学者几乎倾巢出动,北京和广州的部分媒体甚至打着‘飞的’赶来。此书引起轰动,只因作者是那个当年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2]。

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并不完美,甚至也无法取得类似于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唐弢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黄修己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由于视野和资料累积的原因,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重视它,更不能因此无视这个学科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

顾彬并不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专家”,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他中国文学研究这个浩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同时,顾彬把中国文学传统放到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把握。历史和世界的眼光使顾彬能够有效避免研究胸襟的狭隘,而具有接近文学现象之后的规律和本质的最大可能性。同时,他不仅仅把中国文学研究当成自己的职业,更当成自己热爱的人生的一部分。他曾说:“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①,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3](P1)40年间,顾彬孜孜不倦坚守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主持撰写了10卷本《中国文学史》,亲自执笔这套文学史著作的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三部和散文卷中的半部。正是因为这样的坚守和执著,他才能以一个外籍学者的身份,完成这样艰苦的工作。这种热爱研究对象的学术激情和献身研究对象的学术精神,在当前的国内现代文学学术界很少见。

基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的学术立场和立论基点,顾彬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对一系列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五四”以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他的阐述就十分新颖。他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暧昧的,它预示了自由和进步,但同时也在理性化过程中制造了‘钢壳’(马克思·韦伯语)。”“对

一切价值的重估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点……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引起了一个双重性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至今的知识分子话语:(1)人们放弃了自身中的身份,但是结果表明,他们并未能在他者中获得完全的身份。(2)人们所放弃的东西永远不能恢复……1919年的偶像破坏者还是在传统成长起来的,他们同时拥有新旧两种文化,他们有能力在东西方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甚而有能力做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综合。仅仅在语言这方面就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和周作人文风之优雅迄今无人能及,更谈不上超越。与此相比,1949年后大多数作家的语言贫乏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曾经真实而具体的存在开始渐渐消逝,且被一种形象取代,这个形象直至今日还在毫无内容的陈词滥调中重复着——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化的形象。”[4](P25-26)这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问题,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后新时期的问题。后期的作家和学者既无前辈们扎实的国学基本功,也没有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融通古今,学贯中西”越来越成为创作和研究界的奢望。

在梳理和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顾彬把中国文学作为大背景,让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水到渠成的演变结果。“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经由一个断裂还是再发展而发生,是经由革命还是进化?这里见仁见智,一个最终的答案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真相大概居于两者之间。”[4](P6)所以,他并不回避文言文学和旧体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在现代小说发轫的叙述上,他一方面毫不否认鲁迅《狂人日记》的开创性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然而,一个事实是,鲁迅在1911年就以一篇短篇小说崭露头角,这篇小说虽然使用的完全是文言,却显露出了现代的特色,因此暂且抛开语言形式而言,它同样称得上是一篇现代短篇小说。”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顾彬的视野没有先入为主设定在中国内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而是客观理性地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描述和分析。

在上述语境之下,顾彬这部文学史著作在整体框架的建构上,既考虑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历史继承关系和内部演变规律,也大胆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进行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包括“语言和国家形成”、“从传统到现代:世纪之交的文学”两个部分;第二章“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奠基(1915-1927)”、“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激进化(1937-1949)”三个部分。而国内学术界普遍列为“中国当代文学”板块的内容,顾彬用第三章“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加以论述,本章从”从边缘看中国文学:台湾、香港和澳门”、“从中心看中国文学”、“文学的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展望: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五个部分进行介绍。

三

探讨完顾彬这部文学史著作的整体框架与独到见解后,就困扰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根本问题,进行详细的梳理:

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立足点问题,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构一个相对封闭的完善体系呢,还是把它作为中国文学这个开放体系中的一个阶

段,这是一个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不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难有真正的突破,仍然会在毫无意义的争辩和反复中“重复建设”。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内学界少用“中国新文学史”概念,但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新文学情结”还是难于舍弃,并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因为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学术前辈就是这么一步步循着“新民主主义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文学”、“日益觉醒的文学”的道路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谋得了学科独立性,进而奠定了学科地位的。无论哪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了印证文学史书写的“进步”和“革新”命题,往往选择性地遗弃现代文学中留有旧痕迹的部分。钱理群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章回体小说给了应有的地位,但仍然没有突破白话与文言的界限。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到中国文学大背景之下,这个问题当不成其为问题。如果能更加真实、客观、科学地揭示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有无学科独立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学科专家应该有融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气度和能力。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先生们当初不正是这样才取得了流传青史的业绩的吗?

有了这个前提,第二个问题迎刃而解。在“中国文学”这个语境下,1949年以后的台港澳文学的地位,自然就是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无须顾虑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掣肘与束缚。“现代文学三十年”太短暂,也太不完整了,20世纪“大中国文学”无论最终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应该是共识,应该成为学科常识得以认定。当然,少数民族文学也不应该被忽视。在这个问题上,国内一些重要的学者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29章专章的篇幅介绍“台湾文学”,黄修己也在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辟出专门的篇幅介绍港澳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且以附录的方式收入“五四”后中华诗词发展概述和20世纪中国戏曲发展概述。 但是,争论还是很激烈,远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

另外一个问题似乎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但这个问题却是制约本学科难于有集大成成绩的关键因素,这就是研究者主体要素。国内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人数众多,但能对研究对象如顾彬先生这样倾注心血和感情,能数十年自始至终致力于阅读原著和材料,具备穿越古今中外文学的学识,却是为数不多。“现在(新时期以来)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中,要寻找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者,是比较困难的。才学相比,他们的才华略胜一筹人才学上所谓再现型的人才,学问上有沉积厚蕴者,今天比较少;发现型的人才却比较多,所以时不时能听到各种创新的、有轰动效应的见解。但又往往热闹一阵,冷静下来,一番清理,才发现真正的成果不多,不面生‘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感慨。”“才胜于学的现象是历史造成的,但还要看到与我们的学科也是有关的。文学研究界里研究古代的看不起研究现代的,现代的又看不起当代的,这不是什么秘密。”[4](P328-329)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学术体制造成的。学科之间森严壁垒,当然不会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土壤。就是学科内部,学术研究、学术活动(包括博士、硕士的培养)也是派系林立、论资排辈、急功近利,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学科的学术新人视界愈益狭窄,学问愈益浅薄。

除此而外,文学史著作的文风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在的文学史书写“成果”不少,但精品不多。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造成了当前的研究缺乏原创性成果,“新文学史编撰中这种‘抄来抄去’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起因主要在于缺

少严谨的治学态度,或时间紧迫,或自己偷懒,或资料欠缺,便不能亲自占有第一手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只能搬运别人现成的论点和论证。”[4](P336)另一方面,语言表述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学术八股盛行,全没有文采,更勿言个性。在这方面,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但立论坚决而不犹疑、判断明晰、逻辑清楚,而且作品片段和其他相关材料信手拈来,叙议相宜、语言生动、妙语连珠、简洁明了,让人读着轻松、想着明白。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把顾彬的这部文学史著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即使像他那样把数十年心血倾注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汉学家也避免不了偏颇和遗漏,毕竟,“海外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产物,它虽然在西学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学术思想上却一直追随西方,与之处于同构。即使某些汉学家本身并不怀有偏见,但它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的学术体系,因此,很容易产生以西方为取舍的思维观念,将非西方社会的变化简单视作所谓的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证明,因不符合在中国独特的境遇中诞生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需要鉴别和清理。”[5]但我们必须正视顾彬这样的有学术理想和学术见识的汉学家的努力。这样,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才不会闭门造车,才会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才会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我想,这就是我们应该重视国外汉学家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理由。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海外“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学术资源”[1]。

注释:

①2006年底,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批评曾引起广泛争议,2007年,他又一次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再惹激辩。由此引发中国学界的激烈反应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事件。

②指鲁迅发表于1911年的文言小说《怀旧》。鲁迅这篇用文言写作的小说,署名周,写于1911年冬,发表于1913年4月的《小说月报》。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说:“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

[参考文献]

[1]张岩泉整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07,(6).

[2]陈熙涵.德汉学家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发[N].文汇报,2008-09-17.

[3]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J].南方文坛,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