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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

2024-06-01 来源:小奈知识网
 1.案例: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

1.1 4月5日晚,女网友弯弯(化名)在微博爆料称:4月3日,自己通过携程网预订,在北京入住如家酒店集团旗下的和颐酒店时,在酒店电梯出口,被一陌生男子跟踪后强行拖拽!其间她多次呼喊救命,一旁的清洁员只柔声劝说,并未制止,所幸获一名女房客搭救得以逃脱。事后女网友找酒店讨说法,酒店并未给出合理解释,警方称已介入调查。此事曝光后,很快就刷爆社交圈。公众不仅对女生独自在外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更对如家酒店、携程乃至国内酒店行业、旅游服务业的硬件设施、服务水平进行了质疑。

她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微博中发布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并指出,事发的和颐酒店以及自己预定酒店的携程网对于此事都应承担一定责任,但事件发生后,无论是酒店还是携程网的处理态度,都令人失望。

6日,北京和颐酒店高层鞠躬致歉。 1.2 如家发三份声明致歉 事后删除前两份

和颐酒店6日0点37分发布微博称:如家酒店集团关注到4月3日于北京发生的有关网传“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一文,集团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立即跟进调查进展,我们在得知事情的第一时间,试图与当事人进行联系。对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弯弯”的遭遇我们表示非常遗憾,这件事情在酒店发生,酒店有相应查明真相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正在积极配合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如家酒店集团对于不法行为决不姑息。我们希望可以和“弯弯”取得联系,希望与“弯弯”并肩作战,也希望得到她的配合。我们会持续更新调查结果,希望事情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11分钟后,6日0点48分,如家酒店集团在其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上述声明。 6日8点39分,如家酒店集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第二份声明,表示在获知“弯弯”的遭遇后,立即成立了处理小组连夜排查,曾多次和“弯弯”联系都未能联系上,希望当事人“弯弯”可以尽快与他们联系。

披露了事发经过后,如家酒店集团在这份声明中还透露,“4月5日凌晨三点,警方反馈称,目前警方已经全力追查此事件嫌疑人。”并表示,已经开始内部自查的工作。

6日15点41分,如家酒店集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第三份声明,承认涉事酒店在事件处理中的确存在安保管理、顾客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酒店管理和服务人员对顾客的关注度和处理问题的响应效率也存在缺失。

如家酒店集团通过这份声明向当事者及社会公众表示由衷道歉,称将对望京798和颐酒店做出整改,追究酒店管理人员责任,并加强全国酒店出入人员核查、各区域监控、巡视检查和服务工作的力量。

中新网记者6日晚注意到,如家酒店集团官方微博已删除了上述前两份声明,只保留了第三份。

1.3 遭袭女孩曾要求“修改公告中不实之处”

对于如家酒店集团官微为何删除前两份声明,目前尚无具体信息。 不过记者注意到,当事人“弯弯_2016”6日上午发微博称,刚才已经电话沟通了,希望和如家后续能有这样的结果:1、修改公告中不实之处。2、公开道歉,给个解释和交代,以及事后处理。3、酒店内部清查。4、酒店管理上有严重漏洞,如果再发生相关案件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1.4 警方称“正在彻查”

该事件曝光后,4月5日晚,北京朝阳警方证实正在调查中。

此后,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在回复网友评论中提到:相关情况已经关注到,已通报相关单位开展核实,如确实触犯法律,警方将依法处理。

6日上午,“平安北京”发布消息称,“警方正在彻查,请您继续关注。” 如家酒店集团在上述第三份声明中透露,“目前该事件所涉及的治安问题已交当地警方处理,对网络中的各种传言,政府和警方会给出调查结果。”

2.新闻业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媒介报道是否提供了被模仿的样板,导致犯罪的连续发生?其二,媒介报道是否可能因呈现犯罪事实造成社会恐慌?其三,媒介报道是否威胁社会秩序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其四,媒介报道是否忽略了受害人的心理感受,侵犯采访对象隐私?关注焦点集中在第一方面,即,新闻媒介怎样避免呈现事实的报道引发后续的模仿犯罪行为。

3.新闻媒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理解

传统视角将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放置在呈现事实真相方面,新闻媒介的作用集中于两点,一是处理、防范具体问题,二是制度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维护、修正

或者恢复。毫无疑问,这当然属于新闻媒介社会角色的内涵。但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面对社会不断发生的越来越复杂的突发性灾难事件,我们对于新闻媒介社会角色的理解是否可能进一步深化。

新闻媒介社会角色的变化,是与社会变迁密切关联的。在吉登斯、贝克所定义的风险社会中,突发性事件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贝克指出,风险并不指被引发的危害,它并不等于毁坏本身。风险是指安全与毁坏之间的一种特有的、中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具有威胁性的风险的认识决定了思想和行动。因此,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那么谁来定义风险?贝克强调的一个定义主体是新闻媒介。在许许多多的风险中,大众传媒“连接了科学、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大众传媒不仅成功地将隐蔽的风险的威胁变得显著,而且给予这些形形色色的风险以解释,并且逐步把这种阐释变成公共的定义。

在这样的视域中,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就不可能停留在通过描述事实呈现风险上,它还必须扮演定义风险的角色。所谓定义,即是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和视角去阐释突发事件的风险性。模式和视角不同,同一事件也会被赋予不同的风险意义。相应的,应对风险的策略也便不同了。从这个角度看,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除了传统的呈现真相之外,还有事件意义的阐释,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多元方式。定义风险,并非一定使用解释性报道、评论等手段,客观报道也可能因为选择事实的角度不同,给出一个定义模式。 4.在风险事件中的典型定义

其一, “社会不公”模式。

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南方都市报》在事发第二天的报道,通过事件直接目击者的叙述,再现了杀人者在行凶时说的两句话, “有人不让我活,要将我逼疯,别人也别想活”,“我对社会不满”。 在整篇报道中,这两句话被特别关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议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报道对于这两句话的呈现,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此次校园暴力犯罪报道中的一个失误之处,即对于犯罪行为进行了归因。“媒体有没有能力对犯罪行为进行归因?对于一个特别恶劣的犯罪行为,是否需要媒体对其行为给予解释?……媒体应该报道已发生的事实,但不等于记者就可以成为一个总结者:简单地将其行凶的原因归结为失业、在恋爱中出了问题。属于职业角色的错位,也增加了报道诱导潜在犯罪行为的可能”。 《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从总体来看,基本采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并未有明显的记者主观性观点的表达,这两句话也是通过两位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分别说出的。在整篇报道中,未有明显的归因。如此被特别注意并突出,说明即使是客观报道体裁的媒介报道,也可能被受众理解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视角去呈现事实,并赋予某

些特定的意义。

其二,心理学模式。

这一模式的报道或言论聚焦于杀人者的心理问题,以及边缘人群的普遍性负面情绪的产生、爆发与疏导。这一模式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疾病;二是弱势群体缺乏社会关怀可能导致某些人心理失常,引发暴力事件。

在第一个问题中,又表现出两种思路。一个相对局限于心理学专业知识的思路是,犯罪嫌疑人是否进行了精神疾病鉴定,鉴定的结果如何,这个思路是相对单纯的。第二个思路同样提出精神疾病的鉴定问题,但却不是在医学技术的认定上展开,而是将此问题与杀人者的个人权利勾连,质疑有关部门是否迫于舆论压力剥夺了杀人者的合法权利。报道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精神病鉴定的启动一直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其中又以公安机关为主。一旦犯案人被证实患有精神病,便无法再走司法程序,要么放人,要么送进精神病院”。这直接指向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探讨与拷问。这就将一个具体的犯罪案件与社会制度的宏大主题勾连起来了。说明报道以心理学为基本模式,最终与社会宏观问题的勾连的框架,展现了认知世界的多样化视角,大大激发了公众对此事件的深入思考,拓展了人们的认识视野。

在第二个问题中,以心理学专业理论对罪犯加以分析,比如指出罪犯属于“思想偏激、性格偏执”的人,甚至判定其为“反社会人格”,将杀人者贴上了心理学的专业标签。这个思路认为,杀人者的犯罪动机主要在于主观原因, “毕竟,再坏的社会制度、再多的社会问题、再被人蔑视欺负侮辱,最多逼你去反抗压迫者,而不是让你去滥杀无辜。

5.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看,这些形形色色的报道模式可以理解为“框架”一种特殊的认知范畴,框架是一个“阐释图式,它能通过在人们目前或过去的环境中,有选择地强调和解析目标、形势、事件、经验和行动序列,来简化和浓缩‘那个社会’。

框架的功能有以下三种:其一,标注功能。或者强调和突出了某种社会状况的严重性和不公正程度,或者把某个原先认为不幸但可能还可以忍受的社会状况,重新界定为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其二,归因功能。找到某些有问题的社会状况的罪魁祸首。诊断式归因关注的是问题的认定,而预见式归因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三,表意功能。把相当广泛的一系列事件和经历连接和联合起来,以相对统一和有意义的方式连结在一起。它们是用来对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现实的

碎片进行解码和包装的标记和整理工具。得到标注和编码的信息线索,可能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不协调的,但它们以某种方式被编织在一起,使得原先没有觉察到,或至少没有明确表述过的事件和经历,现在富有意义地相互有了关联。

6.从框架理论看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不仅仅在呈现事实—— — 反映客观世界,它同时提供了一个感知现实的特定视角。如果再加上解释性报道以及言论等等主观性更强一些的媒介内容,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就决不仅仅局限在呈现真相的层面。不同的报道模式不但决定了理解这一公共事件的差异化路径,而且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也产生了多样化的指向。如在“社会不公”模式中,因为归因在社会结构方面,解决的途径就是从制度化层面解决贫富极端分化、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体系的建构,等等。而心理学模式的解决途径则是疏导底层、边缘人群的负面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框架决定了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视野,也因此决定了应对的方式。在此次事件中,那些零散的、不涉及社会结构原因的报道模式中,提出处理的方式明显局限在问题的表层,如加强校园保安、加强精神病患者的监管等等。 这与上述两种方式对于事件的理解形成明显差异。

7.报与不报

报与不报,仍然还是问题,但大多数意见倾向于必须报。对于媒介报道引起负面影响的质疑,此次重申的理由是,其一,社会公众拥有知情权,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需要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新闻,从而发现这个社会存在什么问题。其二,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的关注,从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同情,对杀人者进行谴责,这对不幸的生命是一种尊重和哀悼,对受害者的家属是一种关怀和帮助。其三,媒体报道起着警示作用,尤其会对社会管理者形成压力,迫使大家去反思既存的社会问题,疏导底层不满情绪,检视幼儿园、学校等地的安保措施,以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其四,对潜在的杀人者来说,媒体报道不仅有示范作用,同时也有警示和谴责的功效。无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唤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关于怎样报的讨论,则集中于强调媒介的伦理责任,规范媒介行为,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后续模仿、侵犯隐私、造成恐慌等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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